例如在苏州，商会即通过市民公社这一社会基层组织，一定程度地控制了市政建设与管理权。苏州市民公社以街道为行政区划，宗旨是“办理区域内公益、公安、辅助地方自治”(《苏州市民公社档案选辑》，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四辑，第７２页。有关苏州市民公社的详细情况请见同辑所载章开沅、叶万忠《苏州市民公社与辛亥革命》一文。)，所从事的社会活动在其章程中只笼统地记为清洁街道，通沟凿井，添置路灯及联合救火，研究消防等项事宜，但在实践中实则扩充到教育、慈善、交通、金融、税务、物价以至军需杂务等多方面，举凡“自治范围以内所当为者，而公社中人皆力为之”(《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四辑第５５、４３页。)。清末民初，苏州先后成立了２０多个市民公社，均由商会出面呈报创办，仅有一个例外。不仅如此，各公社还以商会“综握商务机关，凡我商民均隶属之”为原则(《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四辑第５５、４３页。)，视商会为其直接领导机构。凡有与官府交涉事项，公社即清商会代为呈转，官府遇事通常也经由商会转饬市民公社。很明显，苏州市民公社是具有一定自治权利而隶属于商会的基层组织。

　　清末的上海虽未成立市民公社，但却有比较完善的管理城市建设的市政机构——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后改名为自治公所），上海商会在这个机构中也拥有相当的势力。总工程局的领导权，基本上控制在商会领导人手中。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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