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专制政权和清王朝在工商业政策方面的不同变化，对英法和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态度的差异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英法等西欧国家的专制政权，在革命前的较长时间里一直实行重商政策，而到革命形势成熟时，却一变而为困商扰商，从而激起商人的强烈反抗。清王朝所施行的工商业政策，前后演变则恰恰相反。清初，满族统治者集近两千年来“重本抑末”之大成，奉行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政策。终１９世纪，清朝横压商人的清规戒律仍一以贯之，始终未变。但到２０世纪初年即辛亥革命爆发前，清政府却改弦更张着手推行“新政”，破天荒地打出奖励商务、振兴实业、维护利权的旗帜，第一次正式承认了工商业者的法人地位，这对长期遭受摧残的商人来说无异于一副*剂，似久旱盼来云霓，更进一步增添了对清王朝的幻想和依赖。

　　另外，在中国商业资产阶级内部，相对而言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又是与封建主义有着更为密切联系的钱业、票号和典当业商人。其所经营的均为旧式金融行业，辛亥革命前性质虽有所变化，但其生存发展仍同清王朝和官僚有着某种唇齿相依的关系。特别是票号，与清王朝关系如胶似漆，其赢利之多寡同清王朝统治的盛衰紧密相关。如势力最大的山西票号，１９１１年前后即因清朝的灭亡相继有２６家宣告破产，从此一蹶不振。钱业同样也有类似的情况。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调换了在苏州担任都督的旧官僚程德全，当地钱商唯恐失去了这一靠山，慌忙不迭地表示：“如都督一变，则苏州之金融必变；苏州之金融既变，则各府州县之金融必变；各府州县之金融既变，则各府州县之商民如婴儿之失乳，如游鱼之失水，不能不相胥而变。”(苏州市档案馆存档：“苏州商会档案第３０５卷。)寥寥数语，和盘托出了他们对封建势力难分难舍的深刻经济根源。

　　然而，恰恰是这中国商业资产阶级中妥协性最大的钱、典、当等行业的资本家，在许多商会中占居重要位置，控制了绝大部分领导权。例如，苏州商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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