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空，致使原订计划无法施行。孙中山事后曾沉痛地分析一系列起义“皆未能一达目的，无非财力之不逮，布置之未周”(《孙中山全集》第１卷第４０４页。)。１９０８年以后，革命党准备酝酿更大规模的起义。为此，孙中山不辞劳苦奔走于欧美各国之间，舌敝唇焦以求资助。但“绕地球一周，所经五、六国，所图之件尚未达最终之目的”(《总理全集》（三）第１６５页。)。
更为严重的是，经费的拮据还导致同盟会上层领导人之间的分裂，使革命阵营内部暗藏着的分裂危机日趋尖锐。１９０７年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掀起的第一次倒孙风潮，虽有其深刻背景，但导火索无疑即是起于经费问题。１９０９年，陶成章也因向孙中山索取经费不成，遂率一部分江浙革命党人开始独自经营，重新打出光复会的旗号，并对孙中山施以人身攻击。
其次，在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革命党人也遇到了一系列困难。由于商会对革命持反对态度，广大资本家也随之站到革命的对立面，革命党即因得不到商会和广大资产阶级在财力和物力等方面的支持，很难在国内公开立足，更谈不上赢得一个比较广阔的地盘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其结果必然导致起义军无法应付外援断绝后的艰难局面，这也是革命党武装起义屡次受挫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另外，由于缺乏根据地，所需军费枪械主要依靠临时从国外或港、澳输入，为利于接济，孙中山等人发动起义的地点只能选在濒临边境之处，并且大多限于广东及桂、滇等省，于是复又引起内地长江流域革命党人的不满。一系列起义失败后，更进一步使部分革命党人产生了沮丧情绪，这些对革命的深入发展无疑是相当不利的。
３
武昌起义爆发后，早就处在动荡之中的政局进一步失去平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断裂趋势。在汹涌的革命浪潮冲击下，各个阶级、阶层及其社团组织都不得不重新调整*态度，以求在动荡中保全自已的利益。因此，商会对待清王朝和革命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全国而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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