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北京市历史学会和《光明日报》理论部联合召开关于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座谈会，我在座谈会上作了一次即席发言，考虑不周是完全可能的，发言限于篇幅，没有展开。王致中同志对我的发言提出意见，谨表欢迎。 

　　王同志的意见集中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发言没有看到最近三年来评价义和团运动的主流，不该把“奉旨造反”的提法概括为这一阶段的代表；第二，义和团“奉旨造反”和它的革命性不是不相容的；第三，义和团运动的反帝作用，不能只看几个帝国主义分子的议论。此外也还提出其它问题。 

　　先谈第一个问题。发言中我把八十年来对义和团运动的评论分为三个阶段：从运动发生时到解放前夕是第一阶段，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第二阶段，最近三年是第三阶段。对第一、二阶段，尽管说得也很简单，毕竟讲了几句，作了一点说明，第三阶段纪要中一句话也没有。事后我意识到可能会引起误会，曾写了一篇短文，其中说：“近年来有些同志解放思想，敢于打破禁区，重新评论义和团运动。这是可喜的事。”短文由于某些原因没有发表。但我的态度是明确的。学术研究不能停滞不前；陈陈相因，人云亦云没有多大意思。它应该不断研究新问题，挖掘新材料，进行新的探索。近年来，史学界和其他学术界一样，发扬蹈厉，生气勃勃，这种新气象值得欢迎。但它并不意味着我都同意报刊上发表的各种意见。例如《封建蒙昧主义和义和团运动》一文中“奉旨造反”的说法，就不同意。我说“这个提法好象又回到第一阶段去了”。所指的仅仅是“这个提法”，并不认为它代表了第三阶段，因此不存在“奉旨造反的提法，不论对错，都不足以代表第三阶段”的问题。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