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奉旨造反”与义和团革命性是否相容的问题。义和团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存在许多愚昧落后的东西，这是客观事实。用历史眼光看也是容易理解的。象戚本禹那样，故意拔高，把不值得肯定的东西大加吹捧，那是别有用心。但是如何看待群众运动中那些不健康的甚至不堪入目的现象呢？群众当然有一定责任，但应该谴责的，首先是反动统治阶级。劳苦群众处于社会底层，没有文化，平时备受剥削压迫，辗转吟呻于反动派的重压之下。当压在身上的千钧重负暂时失效时，他们有可能做出暴烈行动来，如马克思所说的成为一种“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义和团入京前，这种暴烈行动相对说来是少的，进城以后，恶性发作起来，这同当时加入义和团的成份鱼龙混杂，沙石俱下有关，同他们极力利用迷信落后，煽动排外情绪密切有关。 

　　关于义和团的愚昧落后，八十年来特别在第一阶段，讲得够多了。但是把它们说得那么集中、突出、强烈和系统化，归之为“封建蒙昧主义”，解放后几乎还没有看到过。你的文章跟过去不同的是，还用了一些科学术语，如新的生产方式等，使之更具有理论色彩，这样也就更引人注目了。当然“封建蒙昧主义”的内容是什么，文章写得还不够明确，有时把笼统排外与蒙昧主义并列，仿佛后者并不包括前者，这且不说。这里要指出的，此文为了加强效果，用了某些手法，尽管本人不同意“大肆渲染”的说法，但还是有事可证的。文章中引了范文澜、翦伯赞同志用过的材料和论点时，某些措词是不妥的，如说它们是中国人骨髓里的阿Q精神的表现，等于办丧事时而听人喊“恭喜”。可以不同意范老、翦老的说法，他们有错误也可以讨论批评，采取现在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又如运动中确有一阵改名风，但是把东江米巷改成切洋鸡鸣街，洋字改为“□”，清字改成“□”，只见于个别记载，没有第二人这样讲过和写过。义和团一般不识字，不会搞这种文字游戏，这显然出于个别封建文人之手，但文章却说成“义和团也发挥了我们民族在修辞学上的爱好”。这样讲也似乎是不严肃的。这些表现手法，究竟是不是在于“渲染”，引起读者感情上强烈的印象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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