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点，关于义和团的反帝作用，不能只看几个帝国主义分子的议论。当然，帝国主义分子的议论一般是要不得的，但有时也还得看是什么问题、什么场合讲的，不能一概否定。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野心遭到坚强反抗以后，存在决定意识，有些帝国主义分子讲了多少反映客观情况的议论，作为参考用来说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用，有什么不可以呢？发言中我故意选了几个不同国籍的帝国主义分子的话，他们或者是身为统帅，是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或者久居中国，熟悉中国情况，以“中国通”著称，他们的这些话也不是随便讲的。王文不赞成用这些人的议论，那末，是不是用中国人自己的议论呢？但当时除《开智录》一文外，对义和团是一片骂倒声，且不讲人身攻击的话，他们说义和团是祸国殃民的根源，是导致订立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的祸根等等，我们能够相信这些胡言乱语吗？ 

　　文章认为要正确评论义和团运动，“关键在于许多问题没有真正开展深入研究”。我同意这个意见。义和团运动的研究确实需要加强。例如义和团的渊源问题，它是团练、是一般秘密组织，还是“教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阶级关系，尤其它与清政府的关系，都同评论义和团运动直接关联着。又如义和团的组织（现在得知不仅是八个字号，另一个字号叫“中”字）、口号（一般是“扶清灭洋”，直隶阜城有称做“传神、助〔锄？〕教、灭洋、共和义和团”的）、领袖（有和尚、道士充当首领的，但没有阿訇）、群众（回族不参加义和团）。这些问题都需要实事求是的研究，它们与评论义和团运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深入开展这些和其他有关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评价义和团运动。 

    （资料来源：《中国近代史》1980年第9期 中华文史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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