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九日，那拉氏在给各驻外使节的谕旨中，称义和团为“乱民”，表示要“设法相机自行惩办”；并说：“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但这种外交辞令既不能代表那拉氏政府的政策，也不能作为我们判断那拉氏集团*态度的依据。我们从当时的上谕及有关记载中，不但看不出那拉氏集团有惩办义和团的行动，甚至看不出他们有惩办义和团的动机。值得注意的是，这件谕旨还说到洋兵在北京城里放枪伤人，甚至“几欲阑入东华门”，“于是，兵民交愤”；以及洋兵先开炮攻取大沽炮台，“自此兵端已启，却非衅自我开”，申明了帝国主义是这场战争的肇衅者。

　　这一时期中，那拉氏政府还曾给各驻外使节发电，向俄、日、英等国致书，让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准备议和。联系七月十日那拉氏令裕禄等“攻克租界时，加意保护，勿致延烧”的上谕，我们可以看出：那拉氏等对于当时天津的战况根本不了解，对裕绿等捏奏的“战绩”深信不疑，以为很快就可以打下租界。于是就准备在拿下租界时，来一个类似中法战争的“乘胜即收”。但这种议和准备却并不意味着他们当时对义和团的政策已经由利用变为屠杀、对帝国主义的政策已经由抵抗变为投降了。

　　那拉氏还于六月三十日谕令：“将假□冒充义和团藉端滋事之匪徒，驱逐净尽”。（《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7、152、1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