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兴起，那拉氏政府仍表示：“民间学习拳技，自卫身家，亦止论其匪不匪，不必问其会不会”。（《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7、44、46、47、61、53、82页。）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义和团击毙了清军副将杨福同，二十七日焚拆芦保铁路，并乘势占领涿州。这些行动仍未使那拉氏政府改变政策，其“所下谕旨犹曰：‘恐有游勇会匪混迹其间’，是别之于游勇会匪之外也。又曰：‘与乱民何异’，是本不以为乱民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闭》，（以下简称《义和团》）（二）第441、184、285、266、487、89、524页。）他们虽曾表示对义和团要“迅即严惩首要，解散胁从。倘敢列队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但那拉氏却于六月三日严谕荣禄：“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义和团》（四）第15页。）并同时要裕禄查办曾怂恿杨福同镇压义和团的涞水县令祝芾。十分明显，所谓“严惩”、“剿办”，不过是故意说给帝国主义听的，而不愿在人民中“激成变端”，以至同时受到来自帝国主义和人民群众两个方面的威胁，才是那拉氏集团的本意。恽毓鼎六月六日的日记记载：“知太后圣意，颇右义和团，欲倚以抵制外洋”；（《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48、139、91、59、96——97、91——92页。）顺天府尹王培佑公开对其僚属说：“近日拿匪明文，非政府之意见，特以西人哓哓不已，故发此旨”；（《义和团》（一）第260页。）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时那拉氏政府的政策。

　　义和团虽然在初期曾经受到过镇压，但这只是少数官吏违背了那拉氏政府意旨的行动。他们之中，除了有帝国主义作靠山的袁世凯外，大都因此而受到惩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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