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正确地指出宗教迷信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消极作用无疑是应该的。但是，如果认为整个义和团运动就是宗教迷信诱发和支配的，把义和团运动描写成一场封建蒙昧运动，就是值得商榷的了。马克思指出，“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25页。）。农民并不是无神论者，而是多神主义者。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数以百计的农民起义，几乎都没有摆脱宗教迷信。有名的黄巾起义、方腊起义，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革命，都是披着浓重的宗教外衣演出了反抗封建统治的英勇壮举的。作为这些起义英雄后继者的义和团，在缺科学世界观指导的情况下，面对披着西方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利用宗教迷信作为反侵略的精神武器，不仅是可以理解的，简直就是必然的。事实证明，不是宗教迷信引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促使农民利用宗教迷信组织反抗。义和团的英雄们把他们所了解的一切勇敢有为的前人和神灵，转移到自己身上来，作为向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精神武器；揭开义和团的宗教外衣，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不屈精神，正象揭开传教士的宗教外衣，我们看到的是赤裸裸的侵略一样。因此，我们对义和团的宗教迷信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历史的评价。翦老说的好：“义和团不是用宗教去引导人们等待死后的天国，而是引导人们从敌人手里夺回已经失去的现实世界，鼓舞人们以最大的勇敢与殉道精神为自己的命运而战，为祖国的自由而战。”（翦伯赞：《义和团运动》，见1958年5月号《历史教学》。）事实上，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少年战士的无畏冲锋，他们在战斗中表现的连帝国主义分子都感到震惊的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主要并不是迷信的鼓舞，而是对外国侵略者的强烈仇恨。有人认为赞扬义和团的英勇牺牲无异于对送丧者“恭喜”，难道赞扬用“科学”武器装备的侵略者对义和团的血腥屠杀就可以使中国人赢得欢迎“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荣誉吗？至于把义和团领袖张德诚、曹福田说成故意驱赶无知愚民去送死而自己却躲在后方享福的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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