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国斌和彭慕兰构建的“尔湾学派”，并不是他们自封的，而是美国学术界，特别是美国的欧洲史学界对他们的治学风格和学术理路的一种概括。且不管这种概括是否恰当，但王国斌和彭慕兰的研究在学术界的确是独树一帜，自成风格的。他们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世史研究，又都专攻过欧洲史，因而具备比较研究的学养；他们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又都精通经济学，故能取二者之长而融会贯通；他们主张从全球经济的相互联系来考察现代世界经济的起源，又不忽视世界不同区域的差异性；他们擅长理论思辨，又重视微观的实证研究。王国斌的《转变中国》与彭慕兰的《大分岔》，可以说是这种治学风格的集中体现。

    二，《大分岔》中讨论的主要问题

    《大分岔》的主题，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从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相互联系的角度来探究现代世界经济的起源及其发展。在这一主题下，彭慕兰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有的优势？围绕这个问题，彭慕兰主要从人口与生态的角度把所有有影响的观点都收集起来，然后，一项一项地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大分岔”（the great divergence）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与欧洲并无明显的差异。就是说，直至18世纪，中国并不落后。彭慕兰选择的例证是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前者是欧洲最发达的部分，后者是中国最先进的地区。这两个地方之所以到19世纪出现所谓的“大分岔”显然另有原因。18世纪欧洲和中国都遭遇了生态危机，为了减轻中心的生态压力，中心开始向边缘发展。但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中国与欧洲面临着很不相同的形势：中国由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使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英国则不然，除了煤矿的地理位置距工业区比较近、煤层埋藏比较浅易于开发以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条件为英国本土节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棉花、木材、糖的供应等，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心的生态压力，使英国不至于发生生态恐慌，最终使西欧摆脱了一系列生态方面的制约，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他并提供了一系列数据，殖民地棉花、糖、木材的供应，帮助英国节省下来的土地达到2500万到3000万亩，而当时英国的全部耕地也不过2300万亩，等于多了一个英国。他说，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同的道路。正因为拥有殖民地和煤矿这两大支柱，英国才逐步发展起来，使西欧和东亚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