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即首先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尔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降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
针对黄宗智的批评,彭慕兰以“超越东方-西方的二分模式”为题撰写了长篇回应文章。文中,彭慕兰认为黄宗智基本上误解了他书中的观点,以及支持这些观点的论据,黄宗智书评的核心观点来自他1990年出版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不仅忽视了许多学者对这本书的批评,而且忽视了亚洲和欧洲研究的大量的新的学术成果。彭慕兰这篇文章的中译文将发表于《史林》2003年第2期,有兴趣的读者届时不妨找来细看,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
黄宗智与彭慕兰各自描绘了一幅前近代时期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图景,虽然他们面对的是同一段历史,但两种历史图景之间基本上没有共同之处,差别之大令人讶异!无论是内卷,还是发展,实际上涉及了中国与西方近世史的重估,这种探索不可能在一场论争中就取得共识,却肯定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和欧洲历史的整体性思考。
《大分岔》一书认为,18世纪之前,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并不落后于欧洲最发达的部分。
(《文汇报》2003年1月27日 中华文史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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