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雍正朱批谕旨》和蓝鼎元的《鹿洲公案》为基本材料，考察了雍正年间地方*状况，揭示了绅士抗粮以及操纵胥吏、干涉县政的情况[86]。其后酒井忠夫、浜岛敦俊也对这一问题予以阐释[87]。但对绅士与赋役征收作更为系统研究的是山本英史。他先是在1975、1976年的史学会议上阐述了清代征税机构与乡绅统治的关系[88]；其后以里甲制的解体过程为背景，以江苏、浙江、安徽为重点，阐释了包揽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揭示了“衿蠹势豪”包纳钱粮、恃顽抗纳、包充职役的实状[89]；以《宫中档雍正朝奏折》为基本材料，阐析了绅衿“包揽”的形态、构造以及清政府的对策[90]；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为基本材料，比较详尽地考释了雍正时期绅衿抗粮情形、绅衿抗粮情况调查和清廷颁行的若干绅衿抗粮处分条例[91]。他认为，明末以来出现的绅衿“税粮滞纳”问题虽然通过所谓“江南奏销案”得以解决，但在17世纪末康熙朝的缓和政策影响下，至18世纪初雍正年间，税粮滞纳现象再度显著化，特别是占全国地丁总额三分之一的江苏，滞纳现象更为严重。因此，雍正年间以江浙为重点开始对“包揽”问题进行大规模调查清理，同时重新议定绅衿抗粮处分条例。经过一番清理，许多“抗粮”绅士被按“绅衿抗粮例”治罪。
此外，森田明考察了清代征税机构“议图制”，认为“议图制”是随着里甲制的解体，为避免重税起见而设立的排除胥吏层催征行为的自主的、防卫的纳粮组织。“议图”的创设、运营多由“乡贤”、“地方绅士”主持，但后来日渐演化为“士绅把持包揽”的工具[92]。松村佑次则对清末兴盛于长江下游地区的专业化收租机构“租栈”作了系统研究，指出“租栈”是在绅士地主的城居化和佃户抗租活动经常化的背景下产生，一般来说，租栈主都是绅士，他们受其他绅士的委托，作为代表经营着成千亩土地并且管理耕种土地的佃户。租栈主往往是雇佣家住农村中的收租人，这些收租人多为地方的“恶霸”或“无赖之徒”，他们负责下达租栈发出的收租通知，并在衙役的协助下采取强行措施，逮捕或拘禁欠租的佃户。租栈的发展，反映了绅士与农村以及农民关系的本质变化。[93]
五是探讨绅士与其他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的关系。一些学者探讨了绅士与“无赖”群体的关系。如上田信考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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