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夫马进通过考察明清时期“同善会”、“放生会”、“掩骼会”、“一命浮图会”、“救生船”、“恤嫠会”、“育婴堂”等慈善组织，揭示了绅士在“善会”、“善堂”的兴建和组织管理中的作用[79]。森正夫则考察了清代养救院、普济堂、育婴堂的建设发展情况，阐述了绅士在清代社会福祉事业中的角色和功能[80]。松村祐次、福田节生、山名弘史、近藤秀树等人先后对畿辅义仓、丰济仓、辰州府义仓、丰备义仓的运营情况作了考察，揭示了绅士在义仓的创建和管理中的作用。[81]
山根幸夫以华北为对象，阐述了明清时期市集与绅士的关系。他认为，明代市集的设立者主要是知县和绅士。城集是在知县的管理下，由胥吏经营的官方性的经济机构，而乡集则是当地的绅士或实力人物在知县的指导下所设立，以官民共营形式来管理。清初，原有的华北市集因明末战乱而处于荒废状态，在知县的主持和绅士耆老的积极参与下建立了不少新的市集，市集由此得以复兴。这些市集有的征税，有的免税，这些免税市集称为“义集”，多由绅士出资兴建。绅士之所以致力于义集的兴建，并非出于他们的“牺牲精神”，而是“因为义集的繁荣，他们自身也可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在地方社会，绅士、豪强不仅“通过封建土地所有掠夺农民”，而且在市场活动中通过控制商品流通而获得经济利益，特别是“监生层”霸占着定期市；表面上看市集是由“奸牙”、“市棍”把持，实际上绅士、豪民在背后操纵着他们。质言之，“绅士、豪民与胥吏、衙役等勾结，掌握着市场的经营管理大权，滋生出一切弊端；而寄生于市集、搞不法勾当的刁民、市棍、宦仆等也无非是作为绅士、豪民的代理人而介入市场的经营的”[82]。藤井宏、森田明也分别考察了绅士参与商业活动的情况[83]。
四是探讨绅士在赋役征收中的态度和行为。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清水泰次就曾对明代绅士利用“优免”特权“诡寄”田亩的行为作了考察[84]。50年代末，岩见宏也注意到这一问题。通过对雍正年间的“民欠”的考察，他揭示了绅士在钱粮征纳中的“包揽”行为，指出绅士是导致“民欠”的重要原因[85]。宫崎市定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