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东林派并不反对皇帝专制统治本身，“国家霸权”与“乡村主导权”的对立，也不过是“围绕建立更好专制体制”的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人都为既成的秩序所制约，其中的“新”、“旧”对立，只不过是明末的*斗争。这点与前面夫马进的想法也是相通的。沟口雄三所说的国家与乡村可以照样换成夫马进所主张的中央与地方。总之，两者的共同点在于认为明末时期地方相对于中央的比重在增加，因而把注意力转移到地域社会上来。另外，不象历来那样，把乡绅、地主看成*、经济上的统治者，而是促使人们注意他们作为地域社会领导者（包括精神方面）的一面。因而设想了以乡绅、地主为中心的地域社会，探讨其中人们结合的方式。
山根幸夫探讨了绅士与农民“反乱”的关系，揭示了上层绅士与下层绅士的矛盾斗争[62]。森正夫通过考察明末清初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叛乱，分析了绅士在叛乱中的动向，指出乌龙会的叛乱不是历来所认为的单纯奴变，而是由奴仆、佃户、生员等所主导的“对沙溪镇原有社会秩序存在方式的反叛，换句话说，是试图完全推翻原来以乡绅、士大夫为顶点的等级社会秩序”[63]。
二是探讨绅士的社会性格和存在形态。关于绅士的社会性格，1952年，酒井忠夫曾指出乡绅具有身兼官僚、地主、商人特质的三位一体性格[64]。1959年，荒木敏一通过考察雍正二年河南开封府封邱县生员罢考的原因和过程，揭示了生员的社会性格。他认为，论特权生员享有相当于九品官的“衣顶”和免役两项特权，这两项特权对生员的生活影响甚大，前者成为其行为的护符，而后者则使其免除承充官役之苦。论性格，生员是一个两面性的阶层，既有“四民之首”、“齐民之表率”、“百姓之观瞻”、“庶民之坊表”之类的美称，又有“劣衿”、“刁顽之衿监”、“刁劣之徒”之类的恶称。作为一个特权阶层，生员每每藉“罢考”、“闹考”挟制官长，透过罢考事件看到可潜在的*问题[65]。市古宙三通过考察绅士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指出绅士在本质上是反动的、保守的，他们只是为了不失去往日辉煌的地位才参与革命，并企图从中取得甚至从前都没有得到的好处和利益。辛亥革命的失败，主要是由绅士造成[66]。1973年，西村元照也通过考察明代刘六、刘七起义，揭示了生员的“反体制性”[67]。其后，闵斗基考察了清代生监层在“统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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