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士大夫阶级是社会的领导阶层，一方面它“她是培育实施君主独裁*的官僚母体；另一方面也有其自身意志，有时即表现出对中央政府压力的抵抗”。这种抵抗既表现为“苏州文化人”的市隐式生活，这种生活产生了“市隐式的中国文化的创造”；又表现为“消极的苏州人对待宦官的横暴，有的场合即使以暴还暴也在所不辞”。但“试图对中央进行抵抗的士大夫阶级同时在乡里也容易受到来自民众的抵抗”，这种民众的抵抗由自己单独发动的情况是很少的，多数场合是在士大夫阶级的诱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士大夫阶级本身不是一个固定的稳定的阶级，“这一点与六朝唐代的中世贵族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士大夫阶级在某种场合也会表现出团结一致的行动，但平时表面上总是不断前后左右互相倾轧，相互进行严酷的竞争。这种互相竞争在*上表现为党争。”在党争中，各党派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向上竟不顾廉耻勾结内廷的宦官，于是出现阉党；往下则与民众结合而利用之，这时便发生了民众运动”。对士大夫来说，“在有必要利用的场合，民众和庶民的存在则是必须的，但是这一利用同时又伴随着危险。一旦利用过度，即危及整个士大夫阶级的利益，因为小民一旦暴动起来就难以预料会发展到何种地步”。[56]
其后，酒井忠夫也从同样的视角探讨了绅民关系。他将明末的绅士划分为两个层次，即士人（生员、举人）和乡绅（退职离休官僚在乡里的称呼），认为“士人作为中间阶层的领导者，左右着乡党舆论，成为乡评、公愤意识的代言人”，“这种由士人阶层兴起、民众力量上升所引起的乡党民众意识的高涨，通过士人层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反映出来的”，就是“善书”[57]。
总之，宫崎、酒井都指出在“市隐”、“士人”与民众之间存在着精神上的结合关系，森正夫将这种关系称之为“乡评共同体”[58]。如果说宫崎、酒井的研究比较注重绅民之间的统一性，那么可以说森正夫不仅关注二者的统一性，还关注二者的矛盾冲突。他一方面通过考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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