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绅士的存在形态，高林公男探讨了明代绅士享有的“优免”特权[70]，和田正闳阐释了明代优免条例和明末举人的法律地位，认为绅士所享有的优免权导致“诡寄”的产生，里甲各户间徭役负担严重不均，就举人来说，在优免体制的变迁过程中，其地位处于递降态势[71]。山根幸夫考察了河南商城县绅士的存在形态，指出从身份类别看，商城的绅士以生监层为主体，“乡宦”很少；从居住区看，商城绅士多数居住乡村，与江南地区绅士“城居化”趋势相比，商城绅士“城居化”的趋势并不明显。[72]浜岛敦俊分析了南浔乡绅庄元臣的一年家计，并揭示了庄氏以元臣的进士及第为契机的城居化以及放弃水田经营、灵活运用高利贷经营和优免特权，接受诡寄，和地方官勾结等情况[73]。稻田清一则定量分析了《柳兆熏日记》，探讨了乡绅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74]。川胜守考察了江苏昆山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三兄弟的仕宦生涯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揭示了绅士的权力构造。他认为，作为一方豪绅的徐氏兄弟及其家族，不仅在官场声明显赫，而且在地方上处于绝对支配地位；作为一种地方权力的绅权，是通过宗族、姻戚、奴仆、棍徒、门生清客、地方官、胥役等社会关系来控制地方的。[75]

三是探讨绅士与地方公共事业的关系。在地方水利建设方面，森田明通过研究清代水利社会史，揭示了绅士在水利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76]。小岛淑男通过考察清末农村社会，探讨了以“官督绅办”形式出现的“乡董制”这种官绅一体机构在水利建设中的职能[77]。大谷敏夫也通过考察清代江南水利问题，探讨了官僚体制与乡绅统治的关系，揭示了清代中后期水利“惯行样式”的变迁，进而阐析了以乡绅为主导的“乡董制”的成立及其对水利建设的组织管理情况[78]。

在社会慈善和赈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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