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江南城市中的无赖群体“打行”和“脚夫”，指出“打行”是一个以暴力为生业的无赖群体，“脚夫”是一个以挑脚为名、借端勒索讹诈钱财的无赖群体，二者在江南都市中异常活跃。无赖群体之活跃，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绅士地主的“城居化”有很大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货物转运的频繁为脚夫提供了活动空间，而城居的绅士则是打行最大的雇主。打行和脚夫活动的基本特点是，以暴力为手段，以城市为活动中心，以得钱为第一目的，不仅有组织性，而且得到绅士的保护[94]。川胜守、夫马进也对明清时期“打行”、访行”、“讼师”等无赖群体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些无赖群体虽然结党成群，凌弱暴寡，但与绅士有很大关系。为了自身利益，绅士总是力图对无赖群体进行控制，控制的途径主要有：一是充当“无赖”群体的雇佣者，二是让自己的家奴进入无赖群体，三是不少下层绅士亲自参加“打行”，尤其是讼师，多数讼师出身“生员”。下层绅士之所以进入无赖群体，主要是他们因没能中举、中进士而处境艰窘所致[95]。
一些学者探讨了绅士与胥吏、幕友的关系。如宮崎市定考察了清代的胥吏和幕友，指出幕友多出身于“生员”，因为生员要成为进士，必须接受数次考试，为保证将来应考的经济条件，愿意充当幕友[96]。小野信尔考察了李鸿章与苏沪绅士的关系，指出淮军的前身实际上是“苏沪官绅的雇佣团”，作为淮军首领的李鸿章，从“登场”到发展，一直受到苏沪绅士的支持，其幕下集中不少绅士，参与“转饷、添募、制造”等营务，其中不少幕友后来成为李鸿章推进各项洋务事业的重要管理者、支持者。[97]
一些学者则致力于研究乡绅与宗族的关系，认为宗族组织的主要功能在于培植士大夫阶层，宗族的发展就是乡绅的发展。如中村哲夫认为，清代华北农村及华中、华南城镇中的“有力的宗族”，同时也是“有力的乡绅辈出的母胎”[98]。西川喜久子对于明清广东顺德县罗氏宗族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她认为，罗氏自明代中叶以后长期维持“乡官宦族”的社会地位，其原因就在于形成了严密的组织系统[99]。这些学者由于研究目标为与乡绅有密切关系的“宦族”，因而特别重视国家政权与宗族的关系，如森正夫认为，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对江南大地主实行镇压，迫使“巨室故家”的宗族组织趋于解体。16世纪后，随着乡绅*特权的扩张，宗族组织也就再度活跃起来。因此，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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