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开发史、移居史以及宗族结合方面的研究，彼此关联，相互推进，并与地域社会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关开发与移居历史的研究，本以唐末、宋代为对象，进入七十年代前后开始迅速开展起来。所发表的论文，多为宋史的研究者之作。从宋元至明初这一时期，作为江南三角洲的中心部分的太湖东部低湿地带，其开发尚处于粗放的水准阶段，这一时期毋宁说是在接近山区的“河谷平原”地带从事先进的水稻栽培。以上即是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所获得的最重要的认识。滨岛敦俊以这样的认识为前提，阐明了到明代中期，江南三角洲低湿地带的开发才首次完成，地主阶层开始参与商业活动，作为商品生产的手工业开始发展。八十年代以后，直接以地主或农民的个别经营为对象的有关农业技术、农业经营的研究并不多，但这些有关地域开发的研究，深化了关于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认识，属于广义的农业技术、农业经营的研究。

移居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刚刚起步。然而，上田信认为，以宗族为单位的移居，随着国家的水利工程的开发，从唐、五代到宋、元，中间明代一时停滞，再到清代，是一步一步进行的，基于此种认识，他详细地阐明了浙江省奉化县忠义乡的形成过程。着眼于移居即是开发地区的过程，这一方法也被山田贤所采用，他对成为嘉庆白莲教舞台的陕西、湖北、四川交界地区的四川云阳县，首次具体地阐明了其移居和开发的过程。文化人类学者濑川昌久，在香港新界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发现最初是靠同乡关系进行移居，而随着定居化的推进，同族（宗族）结合逐渐起了主要作用，这一分析，在山田的历史学论述中被证实。有关四川的研究，还有西川正夫的实证性分析。关于广西和台湾的移居研究也取得了进展。

八十年代以后宗族研究的最大特征是，重视作为开发和移居主力的宗族的重要作用。还是在七十年代，佐竹靖彦就已从这一方面研究了唐末、五代的宗族。进入八十年代，上田信对明清时代的浙江，森田明对清代的福建、台湾，山田贤对清代的四川，铃木博之对徽州府，西川喜久子、片山刚、松田吉郎对广东，分别以这样的观点对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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