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在日本的明清史研究中，对地域社会这一对象或概念的关心高涨起来，地域社会这一术语也常常被拿来使用。在七十年代，以小山正明的启示性发言和重田德的里程碑式的专论为契机，有关乡绅研究十分活跃，对明清时代统治阶级的存在形态及其存在基础，欲结合地域情况作更具体的阐明，这种研究热情颇为高涨。又，在有关江南、福建、广东、徽州等地的明末清初民众叛乱的研究中，对成为其基础即与地域性结合的关心也在增大。自1945年以来，在明清史研究中，一直将阶级间的矛盾，即社会矛盾，与作为这种矛盾反面的阶级间的统一，即社会统一，相互割裂开来理解，因而社会矛盾与社会统一共同成立的“场合”从来是被忽视的。上述研究动向也表明了对这种倾向的反省。又，这种反省，亦将研究者的关心引导到伴随社会矛盾与社会统一而存在的意识的作用上来。岸本美绪从明末清初江南地方社会的舆论构造和关于方法论的发言两方面对地域社会展开了积极的讨论。滨岛敦俊将江南三角洲地域社会乡绅的存在形态和农民的结合形态分别作了具体的探讨。稻田清一对以市镇为中心的江南三角洲地域社会的构造，青山一郎对福建的地域社会与县这种行政机构的关联，涉谷裕子利用南京大学的徽州文书对地域社会的祭祀组织，都分别作了分析。山根幸夫则发表了其一贯重视的绅与衿、乡绅与士人两个阶层的区别的见解。韩国的吴金成进行了在日本几乎没有开展的湖广、江西明后半期以后的乡绅、士人活动的研究。森正夫在八十年代初，即已提出应注意地域社会这一对象和概念。前述关于移居和宗族的研究等，也与对地域社会的关心紧密相联。此外，上田信和新宫学分别开展了对浙东农村和国都北京的人口研究。

（四）民间的信仰、宗教问题，也是八十年代以后迅速发展的一个研究领域。田仲一成把精心收集的文献与在香港新界地区及大陆的全力以赴的实地调查结果相结合，发表了有关祭祀戏剧活动的大量研究成果。滨岛敦俊以江南三角洲为基础，多注重以佃农为主体的农民对地主的反抗，农民与市场、市镇的关系，地方行政机构对农村的支配等，同时，亦具体地阐明农民信仰的存在形态和国家对祭祀的参与。滨岛近年来的实地调查亦把农民的信仰作为对象。小岛毅从儒教史的立场出发，就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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