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讲学旧地万木草堂。 

    近来读到几篇有关康有为的文章，我有一个感觉，觉出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说他质量不好。读后我也觉出，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不大正派，近乎骗子者流。也许在大的革命潮流下，总会有一些这样的人，学问有一些，勇气有一些，才气有一些，能力也有一些，但贪私利，而且私欲强得很，不得餍足，就进一步说假话，编造伪史。总有一天，真相会慢慢显露出来，使后来人厌恶。现在的康有为就是这样，在许多历史学家的详考下，露出了麒麟身下的马脚。他的《康南海自订年谱》之类所说，真真假假都有。所以研究戊戌变法的专家茅海建就说：“康有为的言论多有夸张自扬之处，须得处处小心”。一个人的《自订年谱》使后世学者这样看待，真是难堪。茅之所言，就指康说光绪皇帝曾指示总理衙门：“康有为有折，可令其直递来。”茅说，这在当时的体制里，是“绝无可能之事”。这位康圣人，一生弄这种事，可谓多矣。姜鸣《天公不语对棋局》书里，有一文专门揭示出，康有为的所谓“公车上书”也是莫须有的事情。“公车上书”原指甲午海战(1894)失败后，清廷割地赔款，次年进京赶考的举人们，向皇帝上书反对。一时之间，上书的举人很多，一群一群又一群。康说他组织一批举人上书，由他执笔，写好上奏皇帝。但是，在哪里聚会，交哪里上奏，都说不清。这事件也没有任何证据材料，只由康有为一人说了又说。姜鸣说，“事实是，康有为的‘万言书’根本没有去递”，“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姜鸣的结论是：这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这或者就是欺骗的开始，它也是康有为事业的开始。

    还有一个大谎言，就是所谓的“衣带诏”，意思是说，在光绪皇帝以为自身危机时，曾有绝密的诏书，交康有为带出，与变法的重要人物杨锐、谭嗣同等人商量对策。姜鸣考证，绝无此事。所谓“衣带诏”是有的，但是是在会见杨锐时写给杨锐的，上面有“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等语，那个“尔”就是指杨锐。后来康有为自己说，是他受此“衣带诏”。他以为诏书上提到的人都已死去，死无对证。但是想不到的是，杨锐被杀后，他的儿子杨庆昶趁扶柩回四川时，缝到四川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老家，后来又拿出来。皇帝的手书，是铁证，伪造不了。于是，“衣带诏”之事乃大白于天下。但是康有为却逃到海外，以“衣带诏”等事欺世而盗名，以盗名而敛财，敛了很多财。

    我看到谈康有为事最细致而有味的，要数台湾学者高阳在《两朝帝师翁同飨》一书里所说。当时康有为地位很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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