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在中国农民和西方列强的双重压力下，集权专制的满清王朝终于露出了破败之相。太平天国、捻军和两次鸦片战争使这个统治集团切实感受到了“内忧外患”，为了应对国内的“心腹之害”和国外的“肢体之患”，他们被迫采取了一系列以自救为目的的“新政”，也就是所谓“办洋务”，史称洋务运动。

    和一切只是为了死死保住政权，却不想从根本上进行文明更新、政治改革的“新政”一样，这场由官僚主导的“洋务运动”在三十多年后即宣告失败了。然而，它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却是不容否认的。尽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方法在本质上还是抱残守缺，但它毕竟隐讳地、部分地承认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从结果上说，这场运动也确实催生了中国工业的萌芽：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左宗棠的甘肃织呢总局、福建船政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一大批工业实体相继产生，为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也积累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更具历史意义的是，为适应“办洋务”的需要，已经沿袭了数千年的人才培养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862年8月，同治帝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除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1867年同文馆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现代教育科目，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西式教育的引进使中国人开始摆脱蒙昧状态，他们总算能够睁开眼睛窥望遥远而新奇的世界了。

    遗憾的是，满清王朝这个皇家统治集团仍然是昏聩的，既没有看清世界，也不敢正视自己，权欲熏心，一心只想着关起门来继续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结果甲午一战，立即被打回原形，把大臣们“办洋务”三十多年来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家底赔了个精光。不到五年之后，又不顾国际行为准则，误判形势，横生事端，引得八国联军开进了北京城。在被迫支付巨额赔款之后，竟然靠四处举债度日了。

    在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边缘的时候，压倒满清这个病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经济因素：由于朝廷出尔反尔，突然要从地方收回铁路经营权而引发的“保路运动”，成了点燃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张謇：

    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

    经过晚清的变局，开启民智，富国强民成为这个民族重新奋起的必然选择。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精英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纷纷主动投身到政治、经济，以及思想观念的全面维新当中。中国的新型商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大约五十年后，毛泽东在回顾我国民族工业发展时曾说，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张謇和卢作孚，一个曾是前清状元，一个曾是投身国民革命的热血青年，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也都有过骄人的业绩。结果张謇在七十三岁那年(1926)忧病而终，卢作孚在五十九岁那年(1952)自杀身亡。张謇的命运揭示了实业救国的艰苦卓绝，卢作孚之死则宣告了那个黄金时代的结束。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标志性人物之一。1853年(清咸丰十三年)，他出生在江苏南通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五岁入私塾，十六岁中秀才。1874年开始外出谋生，最初在江宁发审局，后来到浦口成了清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的幕僚，那时他就已经是誉满江南的才子了。1881年，在家里无所事事的袁世凯率领一伙小兄弟投奔吴长庆，张謇曾经作为老师教他习文，发现此子胸怀大志，终非辕下之驹，便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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