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后，朝廷上下纷纷强调“汉奸”是主要原因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前线官员、将领很少向朝廷谈及英军的战斗力，相反，他们把大量的笔墨花在了对“汉奸”的谴责上。WWw.LsQN.Cn故而直到战争结束，朝廷始终没有集中注意力，去打量他们所对抗的这支近代化军队。他们的视野里，更多的是“汉奸”。

　　前线官员纷纷上奏，把辖区内战事失利的主因归咎为“汉奸带路”

　　“汉奸”一词，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即已流行于清廷高层。1831年，御史邵正笏给皇帝上折谈“夷人”不守规矩的问题，其中提到：“又有汉奸……贩买年幼女子，售与夷人为婢。……内地书籍，不准出洋，近则汉奸多为购买，并有汉奸在夷处，课其子弟。”察其语境，凡为洋人购中文书，教洋人学习中文，即属“汉奸”。林则徐给“汉奸”下的定义则是：“私与夷人往来，勾串营私，无所不至，是以内地名曰‘汉奸’”，凡不经过官府而与洋人有往来者，全是“汉奸”;林氏赴广州禁烟时，即公开表示，要拿“汉奸”第一个开刀：“本大臣奉令来粤，首办汉奸”，并亲自开列了一份近百人的“汉奸”名单，且附有具体住址，责令广东布政司、按察司挨个抓捕。林氏禁烟期间，先后七次向朝廷奏报其整肃“汉奸”之成果;但按其“汉奸”标准，其中有无冤案，亦可想而知。

　　林则徐。林氏曾上奏道光，认为洋人膝盖不能弯曲，不能陆战。这是其深信沙角炮台沦陷实乃“汉奸”所为的重要原因。鸦片战争爆发后，朝廷上下更是言必称“汉奸”，关于“汉奸可恶”的奏报、谕旨比比皆是。譬如：广东方面，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注: 清代新疆伊犁将军下设参赞，又在塔尔巴哈台、乌什等处各设参赞大臣，等级略次于将军。-canzandachen]隆文等奏报称：“省城大小衙门，俱有汉奸探听信息，传送夷人”;琦善则奏称：“汉奸人面兽心，……临阵则仿造号衣，又与营兵无别，往往混入军中，真伪莫辨”。浙江方面，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称：“查逆夷踪迹诡秘，江、浙一带，汉奸极多，往往窥伺军情，造言惑众”;“惟查逆夷每到之处，必先暗遣汉奸，多方探听，布散谣言，煽惑人心”;更声称宁波等地“人情险恶，半系汉奸”，战事失利，全因“汉奸”破坏：“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自兵过曹江，所有兵勇若干，俱为汉奸逐队细数，官兵虚实，逆夷无不尽知”。钦差大臣裕谦汇报定海之战失利，也同样奏称：“因该逆驱使闽粤汉奸，舍死登岸，众寡不敌，以致失事”;“至登岸逆匪，身穿黑衣黑祷，皆系闽、广亡命，夷匪随后指挥……约计总有万余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亦分别奏称：“汉奸之潜滋，随处皆有，查之无从查……”;“臣观该逆伎俩，总以汉奸为爪牙，失事各处，均有汉奸内应”……

　　被范文澜称赞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自然也毫不例外地将“汉奸”当成了广州方面战事失利的主因。1841年初，广东大角、沙角炮台失守，林氏在给长子林汝舟的家书中，即明确将其归咎于“汉奸”。家书称：“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衣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又说：“此次廷寄(地方给朝廷的公文)，此间竟不敢转行，然处处皆有汉奸探听事情，不出数日，自必尽知”。可见“汉奸祸国”问题，在林氏看来已严重到了何等程度。…[详细]

　　雪片般的“汉奸祸国”奏折，让道光皇帝[注: 道光皇帝，是中国清代皇帝。满族。爱新觉罗氏，名旻宁。庙号宣宗，谥号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宽定成皇帝。-daoguanghuangdi]也患上了“汉奸恐惧症”

　　雪片般的奏折里满满的全是“汉奸祸国”，不由得深宫中的道光皇帝不信“广东沿海各处，汉奸充斥”，各处战事不利，“均系汉奸助逆”。正因为深信“浙省办理军务，不能得手，皆由汉奸充斥，助逆肆凶”，这位以勤勉、节俭著称的皇帝，才会给身处浙江前线的扬威将军奕经出主意，要他致力于对“汉奸”的策反工作，政策上要着力宣传“予以自新，悬以重赏”，如此“必有自拔来归，为我间谍者。”随着战事的推进，各方奏折里的“汉奸祸国”愈演愈烈，皇帝甚至开始担忧起京城的安全，在给军机大臣[注: 军机大臣始称“办理军机大臣”，后来又改为“军机处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简称“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雅称“枢臣”，是军机处的官职之一。]的一份谕旨中，皇帝特别交待，要紧紧守护住京城大门户天津城，千万不能让“汉奸”们潜入城中，与洋人里应外合。谕旨说：

　　“倘若这些逆贼因海口防御严密，分遣汉奸匪党，扮作商民、难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艺人等模样，潜入城中，作为内应，我军纵能环卫城垣，力御外寇，而仓卒之际，这些逆贼汉奸在城内滋扰，或放火延烧，或冲门横突，如何才能抵御?穆彰阿你等要妥善商议，设法严防，断不可查办几个形迹可疑之人草草了事。须派出得力人手，处处留心，秘密侦探，使奸徒无处藏身，方为周妥。”(笔者注：本段资料引文较长，为便于阅读，编辑稍作通俗化处理，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