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整个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战史的人士都会注意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就是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在整个甲午战争历次海战中的表现不仅大失水准，令战前对它寄予厚望的全国上下大大失望;而且，在整个战争的历次海战当中，这支舰队的高级军官中真正像“经远”舰管带林永升、“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超勇”舰管带黄建勋、“扬威”舰管带林履中那样战死在海上战场的将领虽不乏其人，但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在威海卫军港被日本海陆军包围以后，才迫不得已地选择了“自杀”的方式，作为对这个国家、这只舰队和自己的一个最终的交代。WWw.LSQN.Cn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除了“镇远”舰的护理管带杨用霖选择了比较军人化的“吞枪自杀”的自杀方式之外，包括北洋海军的最高指挥官——海军提督丁汝昌、“定远”舰管带刘步蟾、“镇远”舰管带林泰曾等一些海军主要将领，最后都是选择了“吞食鸦片”的自杀方式。这样的一种在全世界军人中都应该算做颇为罕见的自杀方式，令这些北洋海军主要将官的死亡，多少染上了一丝异样的色彩。
这样说并不是在一味地苛责前人，更非唐突英雄。应该说，力竭而战败，选择自裁的方式作为了断，这是古往今来的军界中颇为流行的一种做法，并非是北洋海军的首创。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样的一种自裁方式，亦应该被看做是一种极为英勇悲壮的行为，是足以令人肃然起敬和铭记在心的。但是，像北洋海军的将领们这样靠过量吞食鸦片的方式自杀，就让人在崇敬和惋惜的同时，多少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别扭感觉。
而且，倘若从这些北洋海军高级军官的自裁方式进一步深究下去的话，则显然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从而开掘出这支貌似强大的现代化海军的背后所隐藏的各种不那么阳光的东西。
首先，北洋海军的高级将官们既然会选择吞食鸦片的办法自杀，则似乎可以推论此物在北洋海军的官兵中并不罕见。至于军中官兵的手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鸦片?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解释：往好里说，可能是为了治疗疾病。大家都知道，适量的鸦片能缓解疼痛，因此，用鸦片治疗一些病痛，这在中国民间也是有其悠久传统的。北洋海军的官兵常年在外洋之上颠簸，难免不有个头痛脑热，用鸦片治疗疾病，也在情理之中。
而往坏里说呢，恐怕就只能被解释成用来“吸食”了。按照欧洲海上列强的海军标准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的北洋海军的将领里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英国等国家留过学、喝过洋墨水的精英人物。在这些人里面竟然存在着许多喜好吸食鸦片的“瘾君子”，这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好理解，但仔细研究却也极为“正常”。因为只要不是极端护短的话，我们就应该承认，吸食鸦片的嗜好原本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大“发明”。而且，根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的观点，中国人嗜好鸦片、把鸦片改造成吸食之用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明朝的万历年间。有资料表明，堂堂的万历皇帝明神宗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鸦片皇帝”。这个家伙在朝48年，竟然因为吸食鸦片而长期不上朝理政，终使国是日非，江河日下。由于中国人中存在着数量庞大的“瘾君子”人群，以至于让后来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注: 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EastIndiaCompany17～19世纪中期英国对东方（主要是对印度和中国）进行商业垄断贸易和殖民扩张的组织。]瞄准了这个“商机”，于是大批量地将鸦片输入到中国境内，并由此而引发了那场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鸦片战争。
北洋海军成军于1888年，此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也才不过40多年的时间。而且，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起到将鸦片完全禁绝的作用，因此，舰队官兵中仍然存在许多“瘾君子”并不奇怪。
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证是，当日本人从陆上和海上包围了威海卫军港之后，担任“广甲”舰(此舰原属广东水师，在黄海大海战中有临阵逃跑的恶劣记录)管轮的卢毓英和“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因为害怕军港一旦被日本人占领而受辱，赶紧匆忙上岸，在街上花一枚洋钱买回了二钱烟土，准备到时以此物自裁。但是，当两个人把烟土买了回来之后，眼看着馋人的烟土，两人旋即又改变了注意，决定还是先把烟土抽掉再说。于是，哪管什么强敌在侧，覆灭在即，两人就这么在舰上喷云吐雾，做起“活神仙”来，端的是一种“世纪末”的做派。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卢、沈此事载于当事人卢毓英自己写的《卢氏甲午前后杂记》中，应当不存在夸大和造谣之嫌。
而从卢氏自己的这段“自白”中，我们也隐隐地可以看到如下两点容易被人所忽略的信息。
一、当年，在威海卫军港周围的市场上是能够很容易地买到鸦片烟的，而且还可以用“洋钱”买到。那么，究竟是什么人会用“洋钱”卖鸦片呢?答案肯定不是那些古朴憨厚的胶东百姓，而只能是那些见多识广，经常在亚洲各地四处游弋的北洋海军的官兵们。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当时北洋海军官兵的吸食鸦片可能并不是什么秘密。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堂堂的提督大人丁汝昌的眼皮子底下，会存在这么一个公开的鸦片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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