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来的灾难,迪尔克的一句话令我大为震动,他说:“一切报应都是德国人自己招来的。”
在我们谈到了“报应”的责任归属时,老市长认为,德国的历史错误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和民众基础,把所有的事情都简单地归咎于几个独裁者未免失于简单。
他说:“很多人至今仍然认为:如果希特勒能在1939年9月之前死去,他就会被作为德国历史上的伟人载入史册。这句话其实代表了很多老一辈德国人的想法。换句话说,如果希特勒在实现振兴德国经济、消除灾难性的失业、突破《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夺回军事主权以及完成把奥地利、苏台德等地区纳入德国版图等一系列计划之后,在发动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对波兰的侵略行动之前能够寿终正寝,他留给德国历史的便只有可歌可泣的辉煌成就,而后来的战争灾难也就不会出现。”
无论这种假设是否有意义,它至少反映了一点:相当一部分德国人至今仍然对纳粹德国在发动'二战'之前的行径予以完全肯定。那么,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直至1939年发动“二战”之间的所作所为对德国民众究竟意味着什么?
作为教育学专家的老市长曾长期研读二战前后的欧洲历史,因为在德国凡涉及教育就离不开对两次大战历史的了解和分析。
他认为,“二战”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一战”历史的延续,而“一战”是欧洲列强的长期利益争夺的必然。在欧洲的历史上,德国不过是一个后起的强势争夺者。德国之所以在“二战”中失去道义,第一在于它在全球性厌战的大形势下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在于它把种族灭绝政策融入了军事行为。
这使我想到了中国的“春秋无义战”之说。的确,在“一战”前的漫长历史中,信奉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欧洲列强在外交方面无一不推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独立”、“自由”、“主权”……都只适用于自身。为了自身利益的扩展,武力征服是它们对外使用的第一语言。对于这一点,被英法联军打进圆明园的中国人体会尤深。说白了,德国无非是坏得比较迟,而且坏过了头。
要想了解德国民众为什么选择这个“坏过了头”的纳粹党,就必须知道“一战”给德国留下的是什么。对这一点,老市长给我做了一番简洁而清晰的勾画:
魏玛共和国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存在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德国在“一战”之后选择共和制,绝非民众民主意识的提高,而是出自在帝制崩溃后的一种对西方强国政体的无可奈何的机械效仿。“一战”失败的内因是国力的衰竭--德国已无法承受继续维持战争所带来的经济重负。这就注定了这个封建的,军国主义的德国在尝试民主体制方面会先天缺钙。另一方面,胜利的同盟国也根本没有给予德国丝毫恢复生机和滋生民主的机会。他们考虑的只是如何从战败的德国身上榨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如何阻止德国再度强大并重新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为了这个目的,欢天喜地的胜利者彻底瓜分了德国在海外的全部领地。德属东非大部分归属了英国和法国;德属西南非洲分给了南非联邦;新几内亚岛的德属部分被移交给了澳大利亚;萨摩亚群岛分到了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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