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的陆军被压缩成为10万人，海军只允许有1.5万人存在，各种舰艇的总数只能有36艘，而对空军则完全禁止存在。坦克车、装甲车、潜艇一律不允许生产。这样的军力就连平息一场国内的大范围武装骚乱都很困难，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就更无从谈起了。除此之外，战胜国还规定莱茵河西岸地区要由协约国军队占领15年，莱茵河以东50公里内的范围一概作为军事真空区。胜利者由此建立起了他们和德国之间的一道宽阔的安全缓冲区，而德国面对装备精良，兵力雄厚的邻国宿敌已基本丧失了抵御侵犯的能力。

除了在军事上必须要使被打倒在地的失败者无法翻身以外，骑在德国身上的战胜国还毫不留情地扼住了老对手的经济咽喉。

《凡尔赛和约》使德国损失了1/8的领土、12％的人口、16％的煤炭产地和50％的钢铁基地，但在另一方面又规定了德国必须向战胜国总共支付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并以每年支付20亿金马克和26％的出口收入来予以兑现。向一个国库已被战争掏空，资源被强制缩小的国家索取如此巨大的赔款，这无疑是在把它逼向绝路。这不仅不可能催生民主与和平，而且一定会孕育出欧洲新的动荡和灾难。因为这种极端的压榨只能种下德国复仇的祸根。遗憾的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欧洲政治家可谓凤毛麟角。当时在英国曾有一名国会议员孤独而固执地坚持着自己反对裁军的意见，他的理由是：德国在“一战”后所负担的过重赔款压力会衍生仇外情绪，将来可能演变成破坏《凡尔赛和约》的力量。这位议员就是后来的英国战时首相邱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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