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而后者无疑是主要的。首先，在日本战后长达六十四年的漫长和平发展过程中，日共总是到了重要的历史拐点，才不得不放弃某些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而缺乏顺应历史潮流，在议会政治的框架内前瞻性地提出富于建设性和现实可操作性的宏观发展战略的能力，被认为不是一个可“与时共进”的政党；其次，受制于意识形态，日共的政治话语过于晦涩，诸如“科学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等表述往往令在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市民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国民一头雾水，不知所云革新政治，要从革新政治话语开始；第三，日共在战后初期策动了诸多诉诸暴力革命理念的行动，其负面影响至今难以消弭。尤其是其党内民主机制的不健全、不透明，包括早期内部派系斗争，动辄诉诸整肃清洗的残酷性，其干部人事制度的“从上至下”及领导人事实上的终身制等等，不能不说与主流政治文化尚有距离。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其正面的形象，如对黑金政治的绝缘（日政党中，只有日共始终拒绝接受国会拨款的政党交付金和任何形式的企业献金，其党务活动完全依赖党员的党费及个人捐款和机关刊物的发行收益）等，令国民觉得日共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普通”政党。
对此，日共自身也有所自觉。加上近年来70后、80后等年轻“血液”的加入，其党文化的生态也在悄然发生某些改变，旨在改写日共在国民心目中的固定形象的所谓“形象工程”（Image Change）已成了从党的领导人到机关报的常用语、关键词。
早在近二十年前的“苏东波”时期，日共就已经从党章上删除了“社会主义”、“先锋党”等表述，连“革命”的措辞也绝少使用，而代之以“通过市场经济迈向社会主义”等“与时俱进”的委婉表达。特别是2009年8月众院大选之后，鉴于党的退潮倾向日益明朗化的现状，新一代领导人志位和夫提出“在新的情势下，我党的真正价值正在经历考验”，从而打出了“建设性在野党”的口号，以这种开放性的姿态谋求扩大与包括保守层在内的国民各阶层的沟通，以期吸纳、重建自民党政权崩溃后自身的社会基础。可以说，一种从革命的反对党，到参与型的生活党的转型诉求越来越强烈。
而日共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变脸”，尤其是能否胜任民主党及未来的两党时代，社民党也呈小党化后抗衡保守政治的“中道左翼”的角色，取决于这种转型之能否成功的因素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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