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那些人想把我扔到海里水葬,他们把我放倒在木板上,又用绳子把我绑得结结实实的,还在我的手和脚上系上了很重的铁砣。我心想这下子肯定必死无疑,怎样才能活下去呢,我正在努力寻找一切希望。
本文摘自《同行:苦难与荣耀的旋转舞台——金大中夫人李姬镐自传》,作者:(韩)李姬镐 吕钼 丹伊 译,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1973年8月8日,丈夫金大中在日本被绑架。那天我去安养监狱探视丈夫的一个朋友。他的罪名是看了外国杂志上关于韩国的报道。上次我与中央情报部李龙泽局长见面的时候曾拜托他帮忙让我能够探视被关押的朋友们,好不容易才得到了这样的机会。终于在监狱里见到了好久没见面的“政治犯”,我的心里稍稍轻松了一些。在回来的路上,我去了安养的葡萄园买了三串葡萄,一串给了跟在我们后面的情报部的汽车司机,一串给了我们的司机。回到家,时间已经不早了。日本电视台的记者们呼啦啦地来到我家,拿着相机和摄像机在屋子里到处拍摄了一通。我很纳闷,这还是宣布“维新”十个月以来头一回有的事情,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想问个究竟,可是他们说要快点把胶卷带上飞机,以后再告诉我,于是便急匆匆地走掉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过了好久,电话铃声响了。
“金大中在东京的宾馆里失踪了,你知道吗?”
那人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便把电话挂断了。我的心“咯噔”一下,慌慌张张地不知如何是好。到现在我还没弄清楚当时那个电话是谁打来的。当时已经是空军军官的大儿子和上小学三年级的小儿子都住在家里。之后,日本《朝日新闻》的郑浩相记者和丈夫的朋友旅日侨胞金钟忠打来了电话,可是梁一东党首和金敬仁议员却一点消息都没有。他们应该知道我有多么焦急,可是却连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为此我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金钟忠说:
“现在日本警方正在千方百计地寻找他的下落,但是还没有找到。他失踪的地方是韩国政府人员经常住的酒店,所以不是安全的地方。”
我突然回想起仅仅在两年前发生的那场交通事故,这让我感到更加不安,有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大儿子下班回家后大声呼喊着“爸爸!”,然后放声痛哭起来。天黑了,我想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于是漫无目的地和秘书一起去了日本大使的官邸。外面站岗的警察询问了我们的身份,他说大使正在休息,就这样我们被拒之门外。我心急如焚,肝肠寸断,勉强压制住焦躁的心情去了位于笔洞的大哥家,让大哥收听国外的广播。我熬了一夜,第二天带着陈情书去了外交部,尹锡宪副部长出面接收了我递交的陈情书和办理护照所需要的文件。
“您先回家吧,我会跟您联系的。”
第二天早上他打来电话说:
“等确认了他的下落以后,您可以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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