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亚历山德罗夫已经83岁，在学术上早已过了创造性的年龄，却身兼十几个重要职务。让他处理复杂的不断出现的学术新问题并应对方方面面的情况，显然是勉为其难。他自己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不久也说过：“领导像原子能所这样的大研究所和一些极其复杂的项目，并同时要操心科学院，应当说，这是非常沉重的负担。结果下场悲惨。所以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我认为，从此我的生命和我的创造生涯就开始结束了。”

从亚历山德罗夫身上，我们可以窥见在苏联体制下科学界的某些弊端：第一，把“让领导安心、放心”放在第一位而无视学术与人民根本利益的歪风（像卡皮察这样的国际著名学者只能遭到冷落）；第二，科技权威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积习；第三，官学兼任才能亨通的现象；第四，知识与人员老化，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新科技的发展。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