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明代，在众多的外国来使中，日本贡使成了素质最差、态度最恶劣、行为最放肆的一群。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

本文摘自《五十三个暴走族引发的战争》，作者：王浩，出版社：南方出版社

号称和明朝“老死不相往来”的足利义持死后，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决心恢复朝贡。明宣德八年（1432年），一封“日本国臣源义教”开头的日本国书递到了明宣宗朱瞻基的手中。朱瞻基见日本恢复朝贡大喜，因而赠赐的铜钱特别多，以致后期历次日本贡使都要求按宣德八年的“惯例”赠赐铜钱。

朝贡制度完全是为满足大明帝王的所谓“四海称臣，天下归心”的虚荣心，也是明朝为抑制倭寇骚扰而对日本实行的羁縻政策，在经济上却是愚蠢透顶。明代对待朝贡历来是“厚往薄来”，且不说对其贡物以高于几倍的价值予以赏赐，就是贡使进京，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等，也均由官府供给，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

据《日本一鉴》记载：“入朝者沿途往还，给支廪粮之外，每人肉半觔，酒半瓶……若至会同馆，该光禄寺支送常例，下程每人日肉半觔、酒半瓶、米一升、蔬菜厨料；若奉钦赐下程，五日一送，每十人羊、鹅、鸡各一只，酒二十六瓶、米五斗、面十二觔八两，果子一斗，烧饼二十个、糖饼二十个，蔬菜厨料。”

赏赐唯恐不厚，招待唯恐不周，难怪两次出使明朝的日本使者楠叶西忍满口赞叹：“大明乃空前绝后之大善政国家。”

成祖朱棣规定日本“十年一贡，只限两船，人数两百。”但日本方面并不严格遵守，在缩短朝贡时间、增加货物数量上下文章，明廷也睁只眼闭只眼。因为获利巨大，将军、武士、社寺僧人、各地商人，都把朝贡看做发财的大好机会，想方设法地挤进朝贡团。所以，朝贡团的成员人数越来越庞杂，货物越来越多，如有一年来了十艘朝贡船，总人数达到一千两百人，货物超过规定十几倍。这样发展下来，明朝在经济上已是不堪重负。

货物方面，中国方面输出的主要是铜钱、丝绸、棉布、瓷器等，日本方面的贡物主要是刀、扇、硫磺、铜、苏木等，前者对日本是生活必需品，后者对中国则可有可无。于是，明朝的国库里出现了一个啼笑皆非的场景：外夷进贡来的杂七杂八东西堆积如山，用不了卖不掉成了累赘。朝廷甚至把胡椒苏木等贡物折成俸禄发给在京的官员，闹出底下不少的怨言。

在唐朝，日本遣唐使是所有国外使者中最有风度和礼貌的客人。文献记载中，唐朝人形容日本使者“容止温雅”。话说当时派遣遣唐使是日本朝廷的一件大事，每次任命的遣唐使都要“海选”：首先是没有劣迹的朝廷官员；其次要有学问，毕竟肩负着学习先进文化的重任；另外，相貌要仪表堂堂，举止要有风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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