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明代，在众多的外国来使中，日本贡使成了素质最差、态度最恶劣、行为最放肆的一群。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但说来荒唐的是，日本使团如此放肆，却很少受到明朝的惩处。每次日本使者杀人犯罪，朝廷最后总是以“下不为例”或“勿失人心”为由不了了之。

日本使团得了便宜就卖乖，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敲诈勒索等伎俩，占尽明朝的便宜。有耍无赖博取同情的，景泰四年（1453年），日本使团带着超过规定十倍的货物，明政府给价稍低，使者就叫起屈来，说如果不按照以前的先例给高价，回国就要被国王诛杀，表示如果达不到要求就不走了，明政府无奈只好加价；有赤裸裸公开恐吓的，正德六年（1511年）日使了庵挂梧在争价书中威胁：“（如不加价）失我国主之心，他日海寇闻风复集，其罪谁当？”

纵容的结果，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事件的发生，嘉靖倭患的“导火索”被点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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