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毒流向全中国

在沦陷区，日毒如水银泄地般无孔不入。关东军向满洲倾销的毒品不但有鸦片，还有吗啡、金丹、海洛因等精制毒品，大多以奉天为集散地。“七·七事变”后，日军以天津日租界作为制毒、贩毒的基地，向华东、华南的上海、香港等地大肆走私贩卖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日军入侵之处，即伴随着鸦片交易。

此外，侵华日军还把毒品触角伸到了国统区。其做法，一是在临近国统区的地带广种烟毒，以期达到“近墨者黑”、近烟者毒的效果。二是采取廉价出售毒品的方法。在日军的“让利”售毒政策下，贩卖烟毒的利润有时高达成本的6倍以上。引得奸商们趋之若鹜，把大后方的许多地方搞得乌烟瘴气。三是为达到使国统区民众神不知鬼不觉地中毒的目的，日本还制造了多种含毒物品。含毒香烟就是其中一种，河南等省就发生过民众因吸食此等香烟而致病、致死的事情。

毒化反击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等分别采取不同形式，共同对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反毒化战。在中共领导的太行根据地，毒贩贩毒手法非常隐蔽，手段多种多样：有的将烟毒藏在带有夹层的藤筐底部，有的藏在挖空的石磨中，有的藏入驴耳内，有的是“将锡筒装入料面藏入自己的肛门内”，更有甚者将婴孩的内脏掏空，藏毒品于内。

当时，根据地采取了内外结合的禁毒措施。外线禁毒：主要是由岗哨、税卡、公安局检查站等边防机构完成，对毒品贩运进行查禁。内线禁毒：由各区的地方税务局、公安局、工商局、各县政府及其它政府部门执行。1940年6月党中央强调“要遵照法令处置毒贩，没收毒品，枪毙毒犯。”各县司法科在处理烟土案时，对于初吸毒者予以批判教育并帮助戒毒；对于屡教不改的吸毒者轻则罚款，重则判处有期徒刑；对于贩毒数量较少者判处有期徒刑，对经常贩毒或贩毒数量较大者则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战争结束时，为了防止盟军发现日本战争期间很多不可见人的秘密，日本政府[注: 日本的行政机关，是负责日本国家行政事务的政府机关，主要是内阁下属的各政府单位，事实上也可以等同于日本政府。相对于地方公共团体（地方政府），]销毁了大量的“鸦片战略”资料。在东京审判[注: 60多年前一场正义对邪恶的国际大审判在日本东京进行，史称“东京判”。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这是国际社会共同意志和人类正义的体现。]中，鸦片问题虽然被提出，但并没有成为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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