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岛原地区的女性外出打工，目的地便是长崎。在那里，中国船和荷兰船进行着贸易活动。由此，在长崎出现了面向外国男性卖淫的“游女”群落。1642年，长崎将分散各处的倾城屋集中于一地，形成规模庞大的丸山游廓。1692年丸山游廓容纳了1443名“游女”，成为江户时代颇具代表性的花街。并且，长崎专门为中国人、荷兰人设置了外国人居留地，允许“丸山游女”有条件地出入。服务中国人的“游女”被称为“唐人行”、“唐馆行”、“馆内行”等，而出入荷兰馆的“游女”则被称为“出岛行”、“兰馆行”等。这表明，长崎一带面向外国人的卖淫活动是有历史渊源的，以外国人为最优先服务对象的性雇佣关系，在“丸山游女”那里就已确立基本形态。
大和民族对“性”的宽容以及性道德约束机制的缺乏，也是近代日本“南洋姐”泛滥世界各地的一大原因。这种传统的性“宽容”文化，自然也对岛原、天草等地的青年女性产生重大的影响。大正年间，日本一位小学教师观察天草的风俗人情后曾这样评述：“这个村的敝风，是充当娼妓并不为耻，而是被认定为一种职业。正是将其视为维持生计的职业，所以不会形成轻视、蔑视的风气。无论是虚荣心还是作为一种职业，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早已形成尊重金钱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明治维新[注: 在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所实行的苛政，不时激起众多以务农为业的百姓反抗。]之后，在接受文明开化的日本知识阶层中间，逐步确立了如下观念：卖淫女是脱落于日常社会的“丑业妇”。但在这一过程中，数以万计的“南洋姐”已经迈出国门，奔向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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