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末年，从广东沿海英国沉船上捞起的20多门火炮先后运到北京，经试用，比先前传入的佛郎机铳性能好，威力大，因而引起明朝庭的关注。当时即把此炮定名为“红夷炮”。在徐光启等人力主下，明廷在天启年间向澳门葡萄牙当局购买的第一批红夷炮，并雇佣葡萄牙军人训练炮手作战，同时开始了仿制铸造。相对于明军的传统火器，红夷炮铸造所遵循的“模数”、施放时的“炮表”化、辅助设施的配备、炮弹的多样化、射程远、爆炸力强，其威力远超明军的传统火炮。但它的局限性也不小，如长于攻城，却拙于野战，装填发射的速率不高，且炮体笨重，无法迅速转移阵地，故庄野战时，多只能在开战之先就定点轰击，当敌我情势发生逆转，往往无法机动反应。西方当时发展出的攻城炮、野战炮等明朝并不知晓，也无从仿制。因此，明末在辽东的多次战役中:明军虽拥有红夷炮，但却无法有效压制清军的勇猛冲杀。

     四、国人对中西火炮技术的比较

    明代初期火炮限于科学技术水平限制，有着的两大缺点；

    其一、以戚继光根据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所指出的；“重而难举，发而莫继”，这里主要指大型火器的问题。正如戚继光所言：“旧有大将军、发熕等器，体重千余斤，身长难移，预装则日久必结线眼生涩，临时装则势有不及，一发之后，再不敢入药，又必直起，非数十人莫举。” （《练兵实纪杂集》卷五 军器解）由于发射速度慢，装药操作复杂费力，一旦面临实战，敌人常常趁“一发之后，仓卒无以继之”，或“必伏其身，挨我火发、闻声之后即冲突而来”，或者“佯挑战诱我，或驱所掳掠我中国人先尝，我火器叠发敌叠为进退，药尽敌冲而前” （《练兵实纪杂集》卷五 军器解），导致明军常吃败仗，火炮威力的发挥大打折扣。

    欧洲时的铸造技术并不特别优越，中国自战国后逐渐掌握了炼制熟铁、可锻铸铁和灌钢等技术，17世纪，中国炼铁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间的差距并不明显。然而西洋火炮在设计上，则具有管壁较厚、炮管由前至后渐粗、且倍径（指火门至炮口之距离与内径的比例）较大等特点，故射程提高、杀伤力增强且较不易膛炸。此外，西洋火炮的炮身多安有准星和照门，以为瞄准之用，两旁并铸有炮耳，便于架设在炮车或炮架之上，以调整射击角度，操作相当方便。"

    其二、明代前期的火炮如碗口筒炮、铅弹一窝蜂、迅雷炮、大将军炮等等，均无瞄准具，所以命中率很低。这个毛病比较致命，大大限制了火炮威力的发挥；为了提高火炮发射的命中率，明中叶以后，采用佛郎机炮的先进技术，在炮身前加照星，后设照门，从照星孔内进行瞄准，“千步外皆可对照”，发射时，“托面以目照对其准，在放统之人用一目瞄看后照星孔中对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对所打之物”（《武备志》卷122）。这样，大大提高了火炮命中率。

    红夷炮大量引进时，中国开始使用铳规。所谓铳规，就是可用来量炮管的仰角，炮手可用铳规测量火炮的射程和测量火炮应该装填的火药量。这就是“药弹相称”的发炮要领。当时中国并没有弹药相称的观念，由16世纪欧洲的火炮制造家依据弹道学原理发明，在铳规上刻有相应的比例尺，让炮手不需要复杂的计算，就可简便地估计装药量，这是火炮发射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明朝有炮手用空炮（少量填装火药）而被严重惩罚，结果后来的炮手都将弹药装得满满的，常导致膛炸。。

    中文史料中最早提到铳规的，是孙元化所写的《西法神机》。在何汝宾的《兵录》中，则有几幅铳规的使用图。

    有关铳规的规格和用法，在汤若望与焦勖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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