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大量引进西洋火炮时，明朝时人曾对西方火炮的技术特征和威力等与中国传统火器进行了比较。如1623年明人焦勖参考西方技术书籍编著的《火攻掣要》书序中说:“近来购得西洋大铳，精工坚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比，更胜诸器百千万倍”。并详细比较了同期中西火器的技术特点。中国火器“铸造无法，其大器不过神威发熕，灭虏虎蹲，小器不过三眼快枪。此皆身短，受药不多，放弹不远，且无照准而难中的。铳塘外宽内窄，不圆不净，兼以弹不合口，发弹不迅不直，且无猛力。头重无耳，则转动不活，尾薄体轻，装药太紧，即颠倒炸裂”。

    而“西洋火器”其“制亦长短中矩，厚薄适宜，其用能命中致远，坚利猛烈，更以造铸有传，药弹兼精。”

    火药配制方面，中国造药缺乏技术标准，“不谙分两轻重之术，配合研捣之功，不能摧坚破锐，及损枪坏统及收凉失事，而延祸极惨”。西洋火药“迅速猛烈，燃之手心不热，纸上不焦及不致损枪法。”

    发射技术上，中国“不谙远近之宜，多寡之用，循环之术。或失期妄发，贼至而反致缺误;或发而不继，乘间而冲突而人;或仓皇失火，未战而本营自乱。西洋分仰、平、倒三法，而知弹所到之远近，更辅之于窥远神镜，百发可以命中”。（《火攻掣要.火器总论》卷上）。

    从上述明朝人共同的观点可看出，明朝末年中国的火炮制造和操纵技术确实已远远落在欧洲人之后。

    之所以如此的重要原由，涉及中国科学史的大问题，本文无法深入探讨，只提一点：

    最关键的是，当时西方的军事学已与数学密切结合，如在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所撰的〈译《几何原本》引〉中，即有云：“借几何之术者，惟兵法一家，国之大事，安危之本，所须此道尤最亟焉！”强调几何知识乃为精通兵学所必需。而李之藻在天启元年(1621)所上的《为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疏》中，亦称西国放铳之人均“明理识算”。伽利略以来西方古典弹道学理论的发展，以及火器家们在实战中经验的积累，实践的总结等，加上西方近代数学的发展，是火炮在西方得到大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开始购买红夷炮起 ,迄至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 平定新疆葛尔丹叛军止 ,在这70多年中 ，欧洲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但是，也是在这70多年，欧洲的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又迈上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台阶，而中国在这方面却仍然停留在17世纪初的水平上。而17世纪初，沙俄就制造出口径为3俄寸(76毫米)的青铜“皮夏利”炮，炮膛内有10条螺旋形膛线。这种“皮夏利”炮从炮尾装填，使用楔形炮门关闭，近代后装线膛炮的雏形也已产生，这种炮曾在列宁格勒炮兵历史博物馆展出。此后更由于清王朝在国内安定后马放南山，不再重视火器研制，与天主教会的矛盾隔断了东西方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的交流渠道，从而使中国的火器研制业每况愈下，中外火器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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