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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理学的《论语》诠释与圣人之道的重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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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6-29 11:13: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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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首章即言“天命之谓性”。可见在思孟派那里，人性是与天道相连结的。朱熹在诠释《论语》时，也努力借用《中庸》、《孟子》的思想，将人性与天道联结起来。他在注释子贡“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时，论证“性与天道”的内在关联而肯定孔门子贡得闻“性与天道”，他说：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
朱熹认为天道就是“天理自然之本体”，人性也就是人所禀赋的天理，可见，人性实现了人与天道的联结。程朱理学在注释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自述时，把文本中“天命”原有的命运的涵义化解掉，赋予了宇宙之本体“天道”与人格之本体“性”的涵义。二程解释说：“立，能自立于斯道也。不惑，则无所疑矣。知天命，穷理尽性也。”朱熹注释说：“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知此则知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以“天道之流行”与“赋于物者”诠释“天命”，从而使得“天命”这一含糊的命运概念获得了“天道”与“性”的双重含义，这是在《中庸》“天命之谓性”、《孟子》“知其性则知天矣”等孔门后学影响下而形成的观念，所以二程以“穷理尽性”来诠释“知天命”，也是预设了“性”与“天命”的内在联系。
宋儒以《孟子》、《大学》、《中庸》的观点去诠释《论语》，这一点在他们的《论语》注释中是不胜枚举的。这样做的结果，结束了魏晋学者以《老子》、《庄子》解释《论语》的学术风尚，从而回归到儒学体系，并因此而导致了一个新的儒家经典体系的建立。从先秦到两汉，儒家所确定的经典体系是《诗》、《书》、《礼》、《易》、《春秋》的《五经》，《五经》体系的主旨与核心是以礼为核心的典章制度，所以，与《五经》相关的圣人理想的历史贡献与文化专长在“尽伦”、“尽制”；两宋儒家所关注的问题意识“已转至夫子罕言的‘天道性命’议题，‘尽伦’、‘尽制’不是不重要，但圣王这些事业现在被认定只有建立在‘性命’的基础上，它们才可以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所以，宋儒需要以“性与天道”为主旨与核心重新选择和诠释经典，他们确定的新经典体系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所谓《四书》。由于《论语》记载孔子罕言“性与天道”，而宋儒的思想创新点恰恰是在“性与天道”，所以，他们采取的办法就是以《孟子》、《大学》、《中庸》中“性与天道”的思想资源去解读《论语》。这种重构儒家新经典体系的结果，就使得宋儒的《论语》学不仅在上述的学术形态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导致其思想内容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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