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孔子，在任继愈先生看来，他维护旧制度，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他相信天命鬼神，在哲学上属于唯心主义。作为教育家，孔子私人办学，扩大了受教育范围，其教学方法“体现了尊重客观事实，反对主观成见的正确的思想方法”。作为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孔子整理古代遗留的文献，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可靠的研究上古历史的资料。孔子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对于缓和阶级矛盾有一定的作用，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清理传统文化，不能以回到孔子为目的。

　　基于对文化问题的长期观察和深入思考，任继愈先生发现，文化的传播就像水和电的流动，存在一个“势差”规律。同水向低处流、电流向低压走一样，文化传播也总是先进的文化向文化落后的地区流动，并且逐渐取代落后文化。落后文化向先进文化的回流是非常薄弱的，只能作为文化先进地区人们欣赏的古董或玩物，而不能真正支配他们的基本观念和生活方式。因此，要使中国在独立富强之后在文化上也为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任继愈先生深信，中国传统文化决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文化，但是需要经过正确清理，才能使之成为建设新文化的重要资源。他相信，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重大成就之后，也会有一个新的文化高潮。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为这个文化高潮准备资料。为此，他不仅自己动手，整理和今译了《老子》、《肇论》、《神灭论》等一系列古代哲学名著，还主持和领导了《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大型和超大型的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程。清理传统文化资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是任继愈先生作出的巨大学术贡献。

　　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清理使任继愈先生发现，中国古代也是一个宗教观念统治的时代。中国不可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在古代就成为一个“无宗教国”。儒教就是中国古代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和他率先把对自然科学和辩证法的研究纳入中国哲学研究一样，这个结论起初也几乎是遭到所有学者的反对。几十年过去了，这个结论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承认。这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作出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科学认定，是任继愈先生对于清理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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