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儒家对“西学东渐”之态度

【摘  要】现代儒家的思想，可以分为三期：近代儒学（晚清）、现代儒学（狭义）、当代儒学。他们对“西学东渐”之态度也分为三个递进的阶段：从形下的反应性的吸纳，到形上的对应性的比照，乃至于全面的回应性的融通。其间，他们不仅从未丧失过自己的中国文化主体性，而且最终进入了对于这种主体性的渊源性思想视域的追溯，即是在当下共在的生活情感的渊源上重建儒学，以解决当今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关键词】西学东渐  现代儒家  三期  反应  对应  回应

一、本文题旨的说明

众所周知，“西学东渐”一语出自晚清维新人物容闳（1828-1921）的一本回忆录的书名。该书原以英文写成，1909年由美国的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出版，原题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吾在中国与美国之生活）；后由徐凤石、恽铁樵译成中文，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始题为《西学东渐记》。[1] 尽管这个中文书名实际上是译者按自己的理解而另起的，与容闳的原书名并不直接对称，但也确实是对原书宗旨的一种概括，即：所谓“西学东渐”意味着容闳所说的“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2] 这里所谓“东方文化”，其主体当然是指的儒家文化、儒学。因此，本文旨在探讨：西学东渐对于现代儒家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影响？东渐的西学是否“改良”了儒学？

首先需要说明：那种纯粹“学术”性的、或曰“客观”性的、即对象化的儒学研究、或儒学史研究，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本文所说的“儒学”是指的“儒家之学”，此“儒家”乃是民族文化的一种立场性的标识，该立场与容闳的文化立场恐怕截然不同；[3] 而“现代”则是指的“现代性”（modernity）[4]，而这绝非历史学意义上的概念，这种现代性乃是现代儒家的一种内在的现代化诉求，因此，那种“原教旨”的儒学也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现代儒家之学本质上是中国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5]。换句话说，本文将要研讨的是那种既标识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立场认同、然而又不是原教旨主义的现代儒家之学。

这种现代性意义上的“现代”，具体展现为历史学意义上的所谓“近代”、“现代”和“当代”，而这三个名目正好可以用来表示现代儒家之学自我开显的三个阶段：近代儒学、现代儒学、当代儒学。因此，本文所谓“现代儒学”存在着两种用法：有时是广义的，涵盖了现代儒家之学的三个阶段；有时是狭义的，仅指广义现代儒学的第二阶段。本文的任务，就是探讨儒学之现代开显的三个阶段与“西学东渐”之间的关系。

再者，所谓“西学东渐”及其对于儒学的意义也是需要分析的。简而言之，西学东渐可以分为两个历史时代：帝国时代的西学东渐，例如明代乃至清代前期的西学东渐、或更为准确地叫“西学东来”，对于儒学并未构成任何实际威胁；然而转型时代[6]的西学东渐，亦即晚清以来、所谓“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则对儒学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并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即现代性的“现代儒学”。

进一步说，即便对于现代儒家之学而言，西学东渐的意义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代儒学的开显固然确实是与西学东渐密切相关的，但本文却试图揭示：对于现代儒学的三期开显来说，西学东渐是具有颇为不同的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