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近代儒学对于西学东渐基本上是一种形下层面的反应性的吸纳，然而却仍然保持着极其强烈的中国文化主体意识。

四、现代儒学对西学东渐的形上对应：以现代新儒学为例

狭义的“现代儒学”，是说的五四以来直至共和国建立前这段时期的儒学。这当中最重要的儒学运动，无疑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新儒家”或者“现代新儒学”。

上文说到，这个阶段的现代儒学对西学东渐主要是“形上的对应性的比照”。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儒学主要是形而下学的，那么第二阶段的儒学则主要是形而上学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现代新儒学没有形而下学层级的诉求，相反，他们是有明确的形下诉求的，如对于科学与民主的鲜明诉求。但事实上，他们主要的工作却是为这种形下诉求寻找其形上根据，并且坚持这种根据就在儒家传统之中。因此，他们的基本口号就是“内圣开出新外王”、即“返本开新”。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与民主这样的形下层级的东西，确实都是西来的、“东渐”的东西；但他们也坚信，这些东西本来是形上的儒学可以开出来的，现在就正应该来做这样的工作。

在这个问题上，牟宗三是最典型的，那就是他的“三统”说，即由形上层级的“道统”开出形下层级的“政统”、“学统”。政统就是“作为政治生活常轨的民主政治”，学统就是“科学”“知识”，这些都是形而下者；而道统是“更高一层，更具纲维性、笼罩性的圣贤学问”，这显然是形而上者。[23] 在他看来：关于政统，一方面，“民主政治即可从儒家学术的开显中一根而转出”，但另一方面，儒家毕竟“始终未转出”这种民主政治[24]；关于学统，一方面，儒家学术也是可以转出科学的，但另一方面，“在以前儒家学术的开显中，智始终是停在圣贤人格的直觉形态上”，“逻辑、数学、科学是出不来的”，结果是“有道统而无学统”[25]。这就等于承认：民主与科学毕竟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但无论如何，牟宗三坚持：儒家的形上“道统”本身乃是可以开出形下的“学统”与“政统”来的，这就是他的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表现。在这种文化主体意识的基点上，牟宗三通过与康德哲学的比照，来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加以对应、互释，确实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但无论如何，这种比照难免这样的质疑：“借重于康德哲学，暗中引渡的大都是西方哲学的观念。”[26]

牟宗三是熊十力的弟子，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其实乃是更具中国特色的形而上学建构，亦即踵迹陆王、“归本《大易》”[27]，从而更具有中国文化主体性，较少受到西学东渐的直接影响。熊氏哲学，可概括为三个“不二”：天人不二，体用不二，性修不二；[28] 而其核心范畴，便是“乾坤翕辟”，并由此而“见体”——见证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体用论”）。熊十力事实上提出了一个堪与西方哲学对应的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体系，并且这种对应甚至并非通过与西方哲学的比照来实现的，在他看来，中国哲学的本体并非西方哲学的“实体”（Sub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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