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实践性，又更为重视其中内蕴的人文价值与道德理性的普遍性。仁爱是普遍的，仁爱的实行与推广是具体的普遍。儒墨两家都务实，都重功利、效果，相对而言，墨家更为务实，而儒家更重长久的人文价值，没有局限于功利论与效果论。儒家坚持德性论，不因实务功利而偏离絜矩之道。“爱有差等”不废仁爱之普遍性，反而更能证成之。另一方面，墨家的批判并非毫无价值与意义，墨家警惕孝亲、丧礼的变味，儒家的“三年之丧”的主张及其制度化确实造成很多弊病，造成真情的旁落与社会财物的浪费；墨家批判社会不公及爱的不周遍是有道理的，也是有其理想的；墨家对于儒家及其流俗流弊的批判，对于完善儒家学说适成一种补充。
参考文献：
古籍：《墨子》、《论语》、《孟子》、《荀子》、《淮南子》、《礼记》。
谭戒甫编著：《墨经分类译注》，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书局，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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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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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墨子?尚贤中第九》，孙诒让[注: 孙诒让，又名德涵，字仲容，浙江瑞安人，对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都有成就。为浙南近代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地方启蒙运动和刷新乡土社会风气起着巨大作用。]著《墨子间诂》，《诸子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P.32，下引《墨子》只注篇名与本书页码。
[2] 《墨子?非命下第三十七》，P.172。
[3] 《墨子?兼爱上第十四》，P.62。
[4] 《墨子?兼爱上第十四》，P.63。
[5] 《墨子?兼爱上第十四》，P.63。
[6] 《墨子?兼爱中第十五》，P.64-65。
[7] 《墨子?兼爱下第十六》，P.78。
[8] 《墨子?亲士第一》，P.3。
[9] 《墨子?兼爱下第十六》，P.78。
[10] 《墨子?经上第四十》，13条，P.192。
[11] 《墨子?经说上第四十二》，13条，P.204。
[12] 《墨子?经上第四十》，8条，P.191。
[13] 《墨子?经说上第四十二》，8条，P.203。
[14] 《墨子?大取第四十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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