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和法家的以法治国具有显著的区别：一是层次不同，依道治国所涉及的是国家的发展方向等全局性问题，而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所涉及的则是国家治理的具体问题，因而依道治国可以决定或影响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方向和性质；二是目标和目的不同，儒家的以德治国和法家的以法治国是在国家基本制度的既定框架内，使广大民众循规蹈矩，从而使政权巩固，社会安定，而老子的依道治国则是要突破国家奴役制度的既定框架，使广大民众摆脱被任意宰制的地位，实现个人的自由、自为和社会的相对自治；三是由此体现出来的治国方法不同，儒家的以德治国和法家的以法治国是以统治者为中心的自上而下[注: 自上而下 拼音： 解释： 从上到下。 相关词语 自郐而下自上而下一鼓而下形而下学形而下顺流而下从天而下等而下之而下-zishangerxia]的有为性治理，而老子的依道治国则是强调以民众为中心、政府只起辅助作用的无为性治理，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积极创造条件让民众实现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老子的依道治国与儒家的以德治国和法家的以法治国虽然有着原则的不同，但我们不能由此就认为老子反对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相反，我们从其强调以道修身和对那些“化而欲作”者要“镇之以无名之朴”来看，他是赞同以德治国的；从其强调“恒有司杀者”和对那些“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来看，老子也是赞同以法治国的。不过，他的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方略是依据于“道”的，是与依道治国方略有机结合的。
依道治国的方略在汉初和唐初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出现了史称“文景之治[注: 文景时期，重视“以德化民”，当时社会比较安定，使百姓富裕起来。到景帝后期时，国家的粮仓丰满起来了，新谷子压着陈谷子，一直堆到了舱外;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了，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了。]”和“贞观之治[注: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的国泰民安局面。不过，汉初和唐初的“依道治国”只是在轻徭薄赋[注: 轻徭薄赋正文 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减轻人民徭役和赋税负担的财政思想。轻徭薄赋思想在春秋前期就有出现。晋文公(公元前636～前628在位)为图霸业,曾提出“薄赋敛”(《国语·晋语》)的政策。]、休养生息、精兵简政等方面采取了某些措施而已，与老子的依道治国所需要的政治基础和确定的目标相距甚远，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貌袭而取之耳”。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剥削阶级专政的国体特别是封建君主[注: 君主：统治者，根据不同的地域和时期称谓不同，中国古代称“皇帝”，“王”，其它国家多称“国王”，“女王”，“大帝”等等。-junzhu]专制的政体的框架内是不可能真正实施依道治国方略的。
老子关于无为而治的理念，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注: 文化遗产，中文在概念上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简称《世界遗产公约》），]，他由此提出的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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