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说的国君‘治国之道’，高高在上的语气 、对军事的深刻造诣与太史小史极不相称 ，如前所述《道德经》成书只能是西周，而不可能是春秋战国，春秋战国写这么一部巨著，没有哪个诸侯会需要它，也是以个人之力不可能完成的。说太史儋过函谷关 ，应请而作《道德经》，实在是‘货真价实’有悖于常识的传说。凡是有过写作经历的人都明白写作之不易。”

　　第三种观点为老子是战国时期魏国的李耳，这一说法的唯一根据是其子宗为魏将，李耳的子系清楚 ，并有史料可以证明！然而，却未证明：宗之父亲“李耳”在何处为谁撰写《道德经》这个最核心的本质问题。此外，在谁都不拥有整个天下的战国，一个小小的诸侯国不谈富国强兵 ，以防范被大国吞并，而奢谈治理天下之道，这岂不是有点太离谱了！由此可见，老子《道德经》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据专家们论述，老子发展了古公的《德》论。将“王德”提高到合符“损有余以奉不足”天道，“尊道贵德”的高度；各项治国之策都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论证，片面性少；将“以奇用兵”列为治国的组成部分。通过对“道”的阐述，确立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使“上帝”或神在我国边缘化。提出了整体辩证认知方法，为中华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因此，老子是中华体系文化的奠基人。

　　《道德经》是中华体系文化的理论基础，做人的指南，治国的宝典，创新的钥匙，制胜的武器。《道德经》是中华体系文化的根（或纲），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是中华体系文化的支干（或目），根干支果共同构成中华传统文化体系。纲、目不可颠倒混淆！“干”不能离根，“目”不可代纲。儒学、道家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支干、而不是根 。它们在实现中发展、充实了《 道德经》如：孔子从春秋实际出发提出了以仁与礼为核心的“民德”，道家将老子思想方法用于养生，历代名医全面继承发展了老子整体辩证思想。

　　同时，《易经》、《 德》论是《道德经》之源，《周易》（＝《易经》＋《道德经》）具有两重性既是体系文化之源、也是流，诸子百家学说皆为中华传统化之流。物质文化乃文化（精神）之果，物质之果可食、可用却不可再生、也不能指导实现和创新。《道德经》不论是在治国、还是在“创新”方面，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研究老子文化的必要性

　　老子文化研究会发起人单百平说：“老子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是中华民族精神[注: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的集中体现。离开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就失去了生命力和创造力。]形成的重要思想之一，我们有信心尝试发掘与整理更深层的老子文化，推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老子《道德经》应用前景广阔，既可修心 、健身，又可解当今社会主义中国与世界各种难题。“期盼大家学习《道德经》，关心他人、社会、国家 ；律己、行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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