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有一条不成文的老规矩:一个人若没有儿子，兄弟中儿子多的就该过继给他一个，为他传宗接代、养老送终，同时继承他的家业，可说是两全其美。当初袁世凯就过继给了他的叔父、淮军名将袁保庆，后来袁世凯科举落第，正是由于袁保庆之结拜兄弟、名将吴长庆的提携，袁世凯才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按照这个老规矩，张镇芳兄弟把目光瞄住了张伯驹。1905年，张锦芳带着儿子离开阎楼张家，远赴天津，将7岁的小伯驹过继给了张镇芳。从此，张伯驹远离家乡，成为张镇芳的儿子，一直在天津、北京、上海生活。

张镇芳一生处于政治漩涡之中，虽然历经沉浮，但他也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关系，按照他的愿望，张伯驹最大的可能是进入军界、政界，或者金融界，但偏偏他对那些都没有兴趣，而是爱上了琴棋书画，爱上了文人雅士的调调，成为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192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爱上了古代字画，从此一发不可收。

值得庆幸的是，在一系列的偶然之后，100多件文物因张伯驹的出现，避免了流散海外的命运。这可都是些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珍贵文物，如果它们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民族文化自豪感想不油然而生都不可能。

爱因斯坦说:“没有侥幸这一回事，似乎最偶然的意外都是事有必至的。”为了让更多古字画留在国内，张伯驹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智力、财力，不惜卖掉家产，不惜举债，不惜被人斥为“败家子”。在很多人眼中，他成了“张大怪”。

摆脱政治漩涡

1905年，7岁的张伯驹离开项城老家，来到天津，成了长芦盐运使张镇芳的儿子。小伯驹眉清目秀，聪明伶俐，用浓浓的河南话叫了声“爹、娘”，张镇芳夫妻顿时眉开眼笑。在以后的日子里，文静、俊俏、懂事的张伯驹，赢得了夫妇俩的厚爱。

不久，张镇芳就开始考虑儿子的教育问题。当时科举考试刚刚废除，新式学堂匆匆兴起，张镇芳大量捐款兴办新学，但对自己的儿子，他仍愿沿用旧式家塾教育，请来名师为张伯驹启蒙。

“学须静，才须学；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行义要强，受谏要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张伯驹流畅地背诵《增广贤文》，让老师大为惊叹。私塾教育，本从《三字经》、《千字文》等学起，小伯驹记忆力惊人，几乎过目成诵，老师看到他聪颖异常，又特意增加了《朱子治家格言》等书，但他仍很轻松。这位塾师不由得对张镇芳赞道:“此子聪慧过人，日后必成大器！”张镇芳听后，心中大悦，对儿子的培养更加上心。到了9岁，张伯驹已能写诗，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一时赢得“神童”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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