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都没有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的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儿自己读书,没事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游学。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13年的游学,陈寅恪在浩瀚的西方学术中发现了什么?他在自己的发现中又确立了怎样的专攻方向呢?他一心向西学,但没想到的是,他从西方带回来的竟是东方学。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样。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以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基础的。
开辟国学研究新领域
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但他从不满足,仅梵文一项,就先后学了10年。当时中国学术正处在逐渐走向国际学界这样一个转轨的时候,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成了后来的大家。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等等。
陈寅恪在助手黄萱协助下正在著书(摄于一九五七年)
没有博士头衔的陈寅恪,却被称为清华园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就一直在清华园里流传着。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们一再讨论——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è)”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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