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各路政治人物一时间活跃起来，纷纷加入到新旧更替的权利争斗当中。此时，几位藩王当中，以血缘关系讲，崇祯帝的祖父明神宗的直系子孙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最有资格当选。但桂、惠二王均在广西，距南京较远，不像福王近在淮安，在地理上占据优势。且桂王、惠王均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福王以兄弟关系来继统更为妥当。除上述三人外，神宗(朱翊钧)的侄儿——潞王朱常淓，也因避乱逃到淮安，卷入拥立新君的政治风波当中。

反“福”拥“潞”的历史来源

平心而论，按照当时的伦理观念，福王朱由崧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南明的第一位皇帝。这样会少许多的麻烦，也有利于在大乱之后尽快地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权。可是，由于福王朱由崧牵涉到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而有些人抓住这个历史问题大做文章，便使得南明政权从一开始便陷入到明朝长久形成的党争泥沼当中，而不能以崭新的有生机的面貌出现。我们也毋庸讳言，抓住历史问题做文章的始作俑者，就是东林党、复社的骨干成员。

东林党，起初本无所谓“党”。万历年间，削职官员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创立东林书院，讲学会友，以一民间组织而放眼天下，“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影响越来越大，形成可以和当权者抗衡的大气候。“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东林人士关心国事的同时，他们也逐渐形成强大的舆论、政治力量，遭到官场中齐、楚、浙三党的攻击，被称为“东林党”。东林党起初非常开明，是进步知识分子尊崇并乐于参加的民间组织。但到天启年间，当东林党中的许多人士做了高官后，东林党随之迈入朝堂，更深地牵涉到朝政大事当中。东林党中不乏有见识、有气节、敢于和恶势力做斗争的进步人士，但也不能否认，东林党人开始斤斤计较于党派之分，与自己政见相左的便排斥为异党，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党争。到崇祯死、南明推选新君的时候，东林党人的党争意识仍起了巨大的消极作用。

前礼部侍郎钱谦益、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礼部员外郎周镳等人连成一片，强烈反对由福王朱由崧继统。其深层原因即与“党祸”有关。《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中记载:“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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