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史可法试图说服东林党人改变观点，他说:“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其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意思就是，我们何妨迎立福王，他听从我们的观点，又有何患呢？不料，此言论一出，拥立潞王者大哗。又征询士绅们的意见，也多憎恶福王。这些士绅们自然不乏随舆论而转的投机分子。史可法却因此对拥立福王之事“引避不言矣”。

事实上，尽管当时的舆论界掀起了强大的“拥潞”风潮，但许多有识之士仍主张由福王朱由崧继统。淮抚路振飞即认为:“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惟有福王。”(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李清在《三垣笔记》中也记载:“北都变闻，在籍钱宗伯谦益有迎潞王议。扬州郑进士元勋密语予:‘予语里人解少司马学龙曰:福从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孙立侄？况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挟楚，郑芝龙挟益，各挟天子以令诸侯，谁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于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动天下之兵也，不可。”并说:“时草野闻立潞，皆不平。”由此可见，伦理次序在当时人们的内心深处占据何等重要的位置，而与党争无关的中间人士及广大百姓，更是以此为人生信念。

拥立潞王势必会引起巨大的混乱，这是史可法能够看得清的。但他又深受东林党人的压力，在此南明根本问题上，不具备果敢的魄力，反而试图寻求另外一种折中而完美的方式。岂不知，在时局瞬息万变的转折关头，刻意寻求面面俱到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自残。

许多人将南明政权迅速瓦解的源头指向马士英和阮大铖。其实，倘若不是史可法在决策上的重大失误，马士英及他的幕后策划者阮大铖是难以实现其阴谋的。而史可法若不是受到东林党人的压力，也不会犯此错误……但无论如何，史可法是一位值得人尊敬的可以流芳千古的文天祥式的人物。所以，每每想到他的重大失误，总是令人不胜感慨之至。

崇祯死后的非常形势

明朝建国初年，本以南京为其首都。等朱元璋的五儿子朱棣夺取皇权以后，就把京师迁到北京，而将南京作为留都，保留其形式上的中央机构，依然有兵、礼、吏、户、刑、工六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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