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国本论起，两党相攻击如仇雠；嗣是有妖书之役，梃击之役，迄数年不定。神宗晚节，郑贵妃宠愈甚，其子曰福王，上于诸子中独怜爱之；王皇后无子，光宗于兄弟居长。久未册立，而贵妃早贵，顾天下有出郑氏上者辄觖望，即上亦两难之。一时名流以伦叙有定，请早建太子，语颇侵郑氏。上怒，或黜或廷杖，相继不绝，而言者弥众，皆以斥逐为名高。政府如沈一贯与申时行、王锡爵，皆主调护，而言者遂并攻之。然上意亦素定，卒册光宗为太子，而福王之国河南，所以赉予甚厚，诸子不得与比焉。国本既定，两党激而愈甚:泰昌、天启红丸之役，移宫之役，中朝相争，如蜩螗沸羹，与梃击号为三案。及魏忠贤为政，浙党尽归魏氏，作书言三案事，诉斥东林，号曰《三朝要典》。于是东林骈死牢户，余斥逐殆尽。烈皇帝立，定逆案，焚《要典》，而魏党皆锢之终身。”
上文中的郑贵妃就是朱由崧的祖母，其中的“福王”即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以他们的权力之争为起点，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发生的“妖书”、“梃击”、“移宫”三案及后来对三案的评定，将东林党人深深地卷了进来，并有着无数鲜血作代价。可以看出，最初，在东林党人维护“伦序有定”的激烈斗争下，神宗和郑贵妃想立朱常洵为太子的图谋最终未能得逞。东林党人占了上锋。但在太监魏忠贤当权后，重评“妖书”、“梃击”、“移宫”三案，编造种种不实之词，攻击东林党人，东林党人由此付出血的代价。当崇祯即位，拨乱反正，对三案自然又是另一种说法了，指向了对东林党人有利的方面。如此翻来覆去，围绕着三案反正、反反正，以气节相标榜的东林党人与其对立面展开激烈的党争，牵涉到无数人的仕途与命运。所以，作为与三案渊源很深的福王朱由崧，自然受到东林党人及其延续“小东林”(复社)成员的高度警惕。他们担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自己及其党人将再次受到沉重打击，因此，从集团利益考虑，他们要想办法阻止！
当然，钱谦益等人不便说出自己私下的顾虑，想当初，东林党人就是以坚定不移地捍卫“伦序”而著称的，现在他们却是要想办法推翻“伦序”观。所以，钱谦益等人尽力找出能放在阳光下的其他理由来反对福王，以“立贤”为名，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欲“立”必须先“破”，钱谦益等人四出活动，称福王朱由崧是如何的品行不端，根本不具备做皇帝的美德，而潞王朱常淓则不同，其贤德之名远近皆知。其实，从后来的史实可以看出，“指甲长可六七寸，以竹管护之”的潞王朱常淓，远不像钱谦益等人所说的那样贤明，钱谦益等人不过以此为幌子而已。东林、复社掌握着强大的舆论阵地，于是，“江南北诸绅，则群起拥潞王”(陈贞慧:《过江七事·计迎立》)，并列出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
不容置疑，钱谦益等人拥立潞王还有另一层用意:因为潞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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