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问题的解决。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陈云主动与王震、萧劲光、耿飚、王诤相约，到会上提出这两个问题。他顶住压力，在会上指出:“ 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这一发言虽然最终没能在会议简报上刊出，但由于有全党全国人民的要求和中央决策层中正确意见的影响，再加上陈云、王震等人的坚决态度，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只好在会议结束前的讲话中表示“ 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于是，陈云在发言中又钉了一句:赞成“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使这件事在党内正式会议上被敲定下来，从而拉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过了4个月，邓小平被撤销的党政职务终于得到恢复。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职务，邓小平才得以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从思想上、舆论上、组织上为改革开放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为改革开放的主帅。此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陈云始终以自己崇高的威望，全力支持和维护邓小平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为改革开放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提供了重要保证。
二、带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必须解决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为扭转会议方向并使其最终成为改革开放的起点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原定议题是研究加快农业发展问题、1979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李先念1978年9月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并在进入正式议题前讨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自从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外对于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已没有大的分歧。但是，受“两个凡是”方针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乃至此前的许多重大冤假错案尚未平反并且难以平反，这成为影响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就得不到恢复，工作着重点就不可能顺利转移，改革开放更不可能迈开步子。基于这一考虑，陈云在会议的第三天作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小组发言，系统提出所谓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人被错定为叛徒和特务、所谓陶铸和王鹤寿等人自首叛变，以及“四五”事件应予平反、彭德怀的骨灰应予安放、对康生的错误应予批评等，应由中央考虑解决的问题。这篇发言在简报上登出后，立即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响。他们纷纷表示，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干部群众议论最多、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如果不能解决，人民心里不舒畅；同时又提出诸如对“一月风暴”、 “二月逆流”的评价和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于“两个凡是”错误提法等许多重大问题。鉴于会议形势发生的变化，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力促中央主要负责人接受绝大多数代表的意见，对会上提出的问题一一表态，给予了令人满意的答复。尤其是邓小平针对新的情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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