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力主综合平衡并成功领导了建国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国民经济调整，为改革开放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展开创造了条件。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上下都希望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但由于对十年动乱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认识不足，在指导方针上仍存在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不切实际地提出了“大干快上”、“全面跃进”等口号，造成经济上新的冒进和产业部门比例失调。对此，陈云在十一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在小组发言中说:现在对农、轻、重的摆法在认识上不一致。“中国耕地少，人口多，是个基本矛盾”，要把农业搞好，除了学大寨，还要采取南水北调、建设商品粮基地、增加必要的农业投资等措施。“工业生产的重点在提高质量”，“质量不好是最大的浪费。”在同年7月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等口号，要增加借款，加快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陈云对李先念、谷牧等说:大量引进国外新技术是正确的，但搞综合平衡的同志头脑要冷静；现在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要再快一点，使一些同志不大好讲话，建议务虚会多开几天，听听反面意见。他强调:“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同年12月，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小组发言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既积极又稳重”的方针，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

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出任正副主任。他们二人联名致信中央，指出当前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建议用两三年进行经济调整。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但是，由于认识不统一导致的执行不力、行动迟缓等问题，1979年底，基本建设的总规模不仅没有降下来，财政收支反而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赤字；到1980年底，基建总规模仍然没有压下来，财政、外贸继续保持巨额赤字，而且两年里增发货币130亿元，造成物价大幅上涨。面对这种情况，陈云一方面通过调查研究，具体指导对宝钢等特大项目的取舍进退；一方面反复阐述国情实际与建设规模、利用外资与国内配套、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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