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场新生活运动是虎头蛇尾，成了一出场荒唐的闹剧最后不了了之。抗战胜利后旋即陷入内战，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无力兼顾，这场历时15年的运动因此面临诸多困难，于1949年悄悄“暂停办理”。然而蒋介石没有忘记这场新生活运动，他晚年在台湾发动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新生活运动的延续。

蒋介石之所以一再把挽救中国危亡求助于传统文化，是由于其一贯的主张和信仰。蒋氏曾说对其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本书:第一本书是邹容的《革命军》；第二本书是王阳明的《传习录》；第三本书是黄梨州的《明夷待访录》。其中三分之二皆为道学旧说。他自青年时代读新学诸书常食而不化，而读旧学诸书则如鱼得水，并常用旧学作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或用以作从政治国、用兵打仗的轨范。

蒋介石很早就接触宋明儒学，不仅笃信不疑还身体力行，常以“存天理，灭人欲去人欲，存天理”自律，果真能一日三省吾身。蒋氏年轻时私生活荒唐不堪，在其日记中他尽量一日三省吾身来克服常见自省之语，比如见女色心动本乃人之常情，可就是这么一闪念，当天日记他就会检讨:“遇艳心不正，记过一次。”类似这样的“狠斗色欲一闪念”在他日记中，特别是认识宋美龄之前举不胜举。严格按照道学家的要求修身养性，致使传统文化对蒋介石影响极大，他认为“中国的经书实为民族精神、民族德艺和民族哲理所寄托”。

1959年蒋介石在台北订正《科学的学庸》，对《大学》、《中庸》进行解读，认为“《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这颇能代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把一些典籍功用过于夸大的无所不能。。

不过中国哲学多为政治哲学，传统文化亦为政治文化，在蒋介石所有关于传统文化的论述中，无不含有政治上的目的。

回溯蒋介石一生，他始终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推崇备至，其思想也是以儒家道统为根本。所以，这就不难理解蒋介石为何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了。

台北北面有座阳明山，这座山原本叫草山，因多生茅草而得名，与明儒王阳明毫无关系，但如此充溢着文化气息的名称从何而来？此乃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杰作。蒋介石退守台湾后选择这里做官邸，却忌讳草山有落草为寇之嫌，遂以其偶像之字改曰“阳明山”，这里的公园也改称曰“阳明山公园”。

蒋介石对王阳明一直是十分推崇的，他常自言:“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我是自18岁，从读顾葆性先生时候起就开始研究的；以后50年来，更曾经读了再读，研究了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是使得我百读不倦，心向神驰，不知其乐之所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