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发动前夕，回顾当年可有什么预感呢?” 我问他。

“就是觉得党内很不平静，不断出事。” 他诚挚地说:“习仲勋同志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4年突然成为所谓‘利用小说反党’的‘发明家’! 牵涉到国务院副秘书长高登榜，还涉及到一批陕北干部。……尔后，1965年又批罗瑞卿‘不突出政治’，罗瑞卿被免职；批判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把吴法宪提上去。当时林彪已被选为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叶群任林办主任，林彪提出了一套办法，即所谓‘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全国解放军化’……现在看来，他当时已在有意识地扫除进一步夺权的障碍。”

他从天津搞“四清”返京后，已是发动“文革”前夕。 1966年他照旧工作，1967年1月被夺去了商业部长之权；他被安置在财贸政治部一间屋里，那时财贸政治部尚未被夺权。财贸政治部地处养蜂夹道文津街，北京图书馆隔壁。他住进去，仍可回家，但他经常不回家，因为有人抄家，不如不回。

在当时，红卫兵进不去财贸政治部和中南海。两地相隔很近，每到晚上，国务院那边便来人把他找了去，他直去国务院东花厅财贸办公室。当时中央文革已完全代替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刘、邓均已被打倒，只剩下了国务院。周总理日理万机，总理办公、居住就在西花厅。除周总理外，就是林彪、江青，还有刚调上来不久的陶铸。当时，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陈毅等同志对时局关心，晚间常常凑到—起在国务院内讨论时事。他去后也参加了他们的议论，时常是议论到深夜2时，然后他们派车送他回家，次日从家里又去班上。大家关心议论的内容自然是对于发动“文革”和国家形势的惶惑及担忧。他们已经深感到个人迷信对党和国家的严重危害。即使当时有“法制”也枉然。“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彪此语何其霸道。之后，这些同志的部分议论摆在了桌面上，便被“四人帮”诬之为“二月逆流”。

他那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存好重要文件。他的身边有两个秘书，一位是女同志，因爱人被“批倒”，已被辞退；另一位是男同志，自己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叫“独立寒秋战斗队”，此人想找文件，但他始终把铁柜钥匙掌握在自己手中，并让这位秘书也搬到财贸政治部住宿，不让他留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私下又和门卫打了招呼，不让秘书进去。后来中南海受到冲击，他怕办公室靠不住，便把重要文件统统地转移到后院李先念办公处。家里什么文件也没有留下，抄他的家也抄不到任何东西。

“毛主席在当时确实也感觉到了形势太乱，想把局面收缩一下，这个意思是有的。但一反‘二月逆流’，毛主席又倒过去了。”他说。

商业部被夺权后，周总理出面讲话，保护了他，通知住进国务院。那时各个单位负责人，一大批人均住进了国务院。待到3月份便又叫大家回家住，以便参加运动。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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